张彦泽在太平年里以人肉为军粮，观众看的恨之入骨。但是他曾以1万骑兵绝境打败契丹8万精锐，差一点活捉耶律德光，逼得耶律德光骑了一匹骆驼逃跑。
一个人能坏到什么地步？张彦泽给出的答案，很难让人平静。
剧里把他写成把人命当草芥、甚至以人肉充作军粮的狠角色，观众恨他，并不奇怪。可若只把他看成一个脸谱化恶人，又会漏掉五代乱世最刺人的一面：这种人偏偏不是废物，他真能打仗，也真能立功。

五代十国的北方，皇帝换得快，城头旗帜换得更快。谁手里有兵，谁说话就硬；谁能在战场上拼出胜仗，谁就容易被朝廷高看一眼。
张彦泽就是从这种土壤里冒出来的。他不是读书做官的路数，而是靠骑兵、靠狠劲、靠战场上不要命，一步步爬到高位。

他的可怕，正在于能力和恶性长在一起。若只是残暴无能，早晚会被人清掉；若只是勇猛善战，也许还能算一员悍将。
偏偏张彦泽两样都有。他在军中有威风，在战场敢冲阵，可一旦刀口转向百姓和下属，那股狠劲就变成灾祸。
后晋开运二年，也就是945年前后，契丹大军南下，局势紧得像绷到极限的弓弦。耶律德光带着主力压来，后晋军队在阳城、白团卫村一带被围住。
此地最要命的不是地形多险，而是缺水。军中挖井，井壁塌陷，水取不上来，士兵只能用布绞泥浆解渴。
主帅杜重威那边犹豫不决，甚至有等待风势变化、再看形势的意思。可被围的军队等不起。
粮道断了，水源没有，契丹骑兵又把包围圈压得越来越紧。继续耗下去，后晋兵马不是被打垮，而是被困死。
更麻烦的是，风向也不帮后晋。契丹顺风逼近，扬沙放火，压得晋军难以抬头。
按常理，逆风出击是很吃亏的，骑兵冲锋看不清前路，队形也容易散。契丹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觉得晋军不敢主动出来拼命。
偏在这个时候，药元福提出了反其道而行的办法：既然敌军认定晋军不敢逆风冲，那就趁他们松懈，突然杀出去。张彦泽、符彦卿等将领带骑兵冲阵，后续兵马接上，硬是在沙尘里撕开了口子。
这个打法冒险，但正中契丹军的疏忽。契丹不少士兵当时已经下马，准备慢慢围困晋军，并没有料到对方会在最不利的时候发起冲击。
张彦泽带着骑兵撞过去，前锋一乱，后面的阵势也跟着动摇。符彦卿等人趁势横击，战局突然翻转，原本占尽优势的契丹军开始后退。
这一退，就不是小退。晋军追击二十多里，契丹丢下大量马匹、铠甲和器械，死伤惨重。
耶律德光原先坐车撤离，后面追兵越逼越近，情势狼狈，最后得到一匹骆驼，才急忙逃走。这个细节后来被反复提起，因为它太能说明那一仗的险和急。
可战场上的勇，不等于做人有底线。张彦泽越往后走，越把这种狠劲用错了地方。
他在地方任职时，残暴名声很重。史书中有他虐待亲子、追杀劝阻者、滥杀无辜的记载，百姓因恐惧而逃散。
这样的官，守的不是一方土地，而是在一方土地上制造恐惧。这就让人看清一个问题：乱世朝廷最容易犯的错，不是看不见恶人，而是明明看见了，还舍不得处理。
因为他能打，因为他有兵，因为眼下还用得上，于是一次次纵容。小恶没有及时拦住，最后往往会长成大祸。
到了开运三年末，后晋局势彻底崩坏。杜重威投降契丹，契丹军南下，后晋都城汴梁成了风雨中的空城。
张彦泽这时没有守住旧主，反而转向契丹，并率军进入汴梁。一个曾经在战场上逼退契丹的人，最后却给契丹开路，这本身就很讽刺。
他进汴梁后，更没有收敛。军队劫掠，宫城被控制，内府财物遭搜刮，朝臣也遭祸。
桑维翰等人死于这场变乱之中，城中百姓更是倒霉。张彦泽以为自己又押对了宝，甚至摆出一副“忠心新主”的样子，可百姓眼里看到的，只是换了旗号的抢掠。
他的算盘其实打错了。耶律德光可以利用他，却不可能真正信任他。
一个背旧主、害百姓、杀朝臣的人，在新主人眼里也只是危险工具。汴梁怨气太重，控诉太多，张彦泽很快被拿下，最后被处死。
百姓争着发泄积怨，足见他平日作恶有多深。如果身处那个年代，皇帝到底该不该用张彦泽？这个问题看似难，其实关键不在“用不用”，而在“能不能管住”。一个将领可以勇猛，但必须被法度约束；可以立功，但不能把功劳当成杀人的护身符。
没有约束的猛将，离祸害只差一步。乱世需要能打的人，但更需要能压住恶的人。没有规矩的勇猛，不能带来太平，只会让百姓在一次次换主中继续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