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娟，姚安一中思政教研组组长。4月24号发生张永辉老师坠楼事件，4月27号张永辉老师在《告同仁书》中指控杨红娟职场霸凌，导致他精神崩溃，干出傻事。人救回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事发后第三天，4月27号，张永辉写下那份《告同仁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杨红娟长期在教研会上当众贬低他的教学设计，说他“连基本逻辑都理不顺”。可杨红娟自己上交的公开课教案，跟他被批的那版几乎一模一样。一次是偶然，反复出现就是霸凌。

一个教思政的老师，被逼到写遗书指控同事，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讽刺。思政课教的是遵纪守法、与人为善。可教研组长的实际做法，跟课本上讲的完全是两回事。据张永辉在《告同仁书》中的陈述，他找过学校领导反映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你想多了，杨老师是为你好”。

到4月30号，姚安县教育体育局还没有发布正式调查结论。张永辉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身体没有生命危险，但精神状态很差。他的家人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只说“希望有一个公正的说法”。这份沉默，比任何控诉都沉重。

职场霸凌跟普通的工作冲突不是一回事。工作冲突是对事不对人，吵完了还能一起干活。霸凌是对人不对事，专门挑你的毛病，否定你的全部。张永辉在信里写，到后来他连走进教研组办公室都觉得腿软，手心冒汗。

有人会问，一个成年人至于吗？这种问题本身就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霸凌是长期的、高频的、有针对性的精神折磨。今天说你课讲得烂，明天说你态度不端正，后天说你拖全组后腿。时间一长，再坚强的人也会垮掉。

杨红娟作为思政教研组组长，手里握着张永辉的考核评价权、课时分配权、评优推荐权。权力集中又缺乏监督，就是霸凌能持续多年的土壤。张永辉在信里说，他怕投诉了被穿小鞋，不投诉又活不下去，每天都在煎熬。

姚安一中是当地的重点中学。这样的学校出了问题，更让人担心。越是名校，内部的层级越分明，普通老师越不敢吭声。张永辉的事要是没闹到网上，会不会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医院里可能就多了一个无人问津的伤者。

学校管理层的失职也不能忽略。据张永辉在《告同仁书》中的陈述，他明确找过领导，领导没有介入，没有调查，连一次正式谈话都没有。这种纵容，比施暴者本身更可怕。它传递的信号是：你尽管闹，反正学校不会拿杨红娟怎么样。

值得追问的是，杨红娟这样对待张永辉，是只针对他一个人，还是对其他老师也这样？如果是惯犯，那之前有没有别的受害者？有没有人因为不敢得罪组长，选择了沉默或者调走？这些问题，需要学校给出答案。

现实中有太多类似的案例。老师告不倒教研组长，员工告不倒部门主管，因为权力掌握在对方手里。举报信递上去，转一圈又回到被举报人手里。这种制度漏洞不堵上，张永辉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倒下的。

调查不能只是翻翻材料、问问话。应该调取教研组过去两年的会议记录、考核评分表、课时分配单，逐项比对杨红娟对张永辉的评价是否前后一致。事实摆在那里，谁在说谎，谁在受害，一清二楚。拖得越久，学校的公信力就越低。

张永辉捡回了一条命，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可他心里的那道坎，没那么容易过去。他还能不能回到讲台上？还能不能正常面对同事？如果杨红娟还在原来的位置上，他又该怎么待下去？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

一个健康的职场环境，应该让人有安全感。你可以因为工作没做好被批评，但不会因为你得罪了谁被穿小鞋。老师之间都做不到互相尊重，还怎么教育学生尊重别人？姚安一中的这堂课，代价太大了。

人救回来了，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该查的查清楚，该处理的人要处理。调记录、对证据、给说法，别和稀泥。给张永辉一个交代，也给所有在一线默默扛着压力的老师们一个交代。教育这片土壤，不能烂在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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