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说西方一卡脖子，中科院、清华北大的某些高人，张口便是“差距太大”、“一百年也追不上”。
 
反观工信部底下的那帮企业，一声不吭，转头就进了实验室。拼命去研究，努力填补空白，从来不说我不行，有困难就上，国家有需要就想办法突破。
 
不得不说，有些人在象牙塔里，待的太久了！
 
现在国际上，尤其是在高科技这块儿，那竞争可不是一般的激烈。美国那边动作一直没停，在好些关键领域都想方设法设门槛，搞各种清单，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压住咱们发展的势头。
 
这局面，明摆着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按常理说，这时候自家人更应该团结，一起想办法才对。
 
可奇怪就奇怪在这儿，每次“卡脖子”的消息一出来，咱们自己这边，反倒先响起一片“不行不行，咱们跟人家没法比”的声音，而且说这些话的，不少还是顶着挺响亮名头的学者专家。
 
这确实挺让人纳闷的，仗还没打，先把自己说怂了，这算怎么回事？
 
但另一边，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有那么一批企业，特别是跟工信部这条线关联比较深的，他们的反应就截然不同。
 
你很少看到他们的老板或者工程师在媒体上高谈阔论，分析什么“敌我差距”，他们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召集核心技术人员开会，然后把实验室的灯亮个通宵。
 
他们的逻辑特别简单：既然人家不卖了，不给用了，那说别的都没用，只有自己动手把它搞出来。
 
比如做电视机、后来转型搞物联网通信的那家公司，前阵子不是人工智能火热吗，很多设备都需要一个核心的智能计算模块，这东西之前也是国外主导。
 
他们被“卡”了一下之后，整个团队就跟上了发条似的，据说只用了不到两个月，就把完全自主的国产模块给拿出来了，性能一点不含糊。
 
两个月啊，很多人可能一篇详尽的行业分析报告还没写完呢，人家的产品已经从图纸变成实物了。
 
再比如搞材料的那家大国企，显示屏的核心玻璃基板，过去一直是日本、美国的几家巨头牢牢把持，贵不说，供应还很不稳定，人家脸色一变，咱们下游的屏幕厂就可能停产。
 
这家企业就认准了这个死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一干就是好几年，中间失败了多少次外人根本不知道。最后硬是搞出了自己的超薄玻璃基板，而且水平达到了全球领先。
 
这下，咱们的显示屏产业链腰杆子一下就硬了很多。
 
还有一家做化工催化剂的民营企业，规模可能没前面几家大，但专精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
 
他们生产的一种催化剂，是炼油化工里一个关键环节的“心脏”，之前全球只有一家美国公司能做，咱们的企业要用，就得接受对方开出的高价和各种苛刻条件。
 
这家民企就不服这个气，默默研发了不知道多少年，最终产品不仅成功了，在自家工厂稳定运行了很久，而且一些关键指标比国外那个老牌产品还要好。现在，他们反过来开始成为国际市场上有力的竞争者。
 
你看，这些企业风格出奇地一致：遇到困难，不抱怨，不唱衰，就一个字，干！
 
他们也不是盲目地干，而是从最实际的生产需求、从客户最急迫的订单压力出发，去倒推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这种思路，跟那些先从理论差距、论文数量、专利布局来分析一通，然后得出“追赶无望”结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是一条道。
 
这其实反映了一个深层问题，就是“评价体系”的差异。有些专家，他们的工作环境和评价标准，可能更看重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拿到了什么级别的理论奖项，他们的视野里，“差距”往往是一串串的文献引用数据和实验室参数对比。
 
这当然重要，这是创新的源头，但另一方面，企业的工程师和研发人员，他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线上具体的工艺难题，是产品良率怎么再提高一个百分点，是客户的投诉电话说哪个部件不稳定。
 
他们的成功，是产品能不能按时交付、性能能不能满足要求、成本能不能降下来。这两种视角没有绝对的对错，但在面对“卡脖子”这种极端实战压力时，后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往往能爆发出更直接、更强大的力量。
 
那些喜欢说“我们根本追不上”的论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用一种静态的眼光，给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判了死刑。
 
科技发展，尤其是工程技术领域，很多时候不是按照理论推演直线前进的。它充满了意外、迭代和弯道超车的可能。
 
回想一下，在新能源汽车、在锂电池、在光伏发电这些领域，十几年前咱们是什么位置，国际上那些巨头又是什么位置？那时候如果也有人站出来说“差距一百年”，估计信的人也不少。
 
可现在呢？局面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些领域的逆袭，靠的正是无数家企业、工程师，不相信那个“一百年”的预言，一个技术难点一个技术难点地去啃，一个工艺环节一个工艺环节地去优化，硬生生把路闯了出来。
 
说到底，面对压力，抱怨和唱衰是最容易的，但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真正的尊严和安全感，不是求来的，也不是辩来的，是扎扎实实干出来的。
 
参考资料：
项立刚:中国科技如何才能不被卡脖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