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下着雨，竹寮漏风，毛泽东高烧到说胡话。
没人喊他主席，都叫杨先生。那天是1929年9月17日，他躺在牛牯扑的竹床上，手还攥着半截铅笔，纸上的字歪歪扭扭。
村里人没等谁下命令，就悄悄把人接进了华兴楼。土楼墙厚，门一关，连风都绕道走。陈兆祥带着几个年轻人砍竹子，在青山下搭了个新寮，不高，不显眼，门口挂了块木牌，写“饶丰书房”。不是真教书，是怕民团查，拿个名字挡一挡。

粟裕那会儿才二十二岁，带一个连在何家磜堵路口。敌军六百多人往上冲，他们三十多号人守着窄道打。后来清点，活下来的不到二十个。有人腿被打断了拖着爬回来，就为让竹寮里那个发烧的人，再多喘两口气。
陈添裕背起毛泽东时，天刚亮。山路滑，全是刺，他把草鞋倒着穿，脚印往反方向引。后面三个人轮流断后，踩乱草丛，扔破帽子，把追兵往山沟里骗。贺子珍挺着大肚子，还帮着撕布条包扎。没人说累，好像这事就该这么干。

后来北京请陈添裕去观礼，毛泽东一眼认出他，说：“你是看茶桶的。”陈添裕笑笑，没接话。回村后他一直当农民，干部找他安排工作，他摆摆手：“我不识字，坐不了办公室。”公车证发下来，他压箱底，再没用过。
“饶丰书房”的木匾现在收在永定博物馆，落款是“杨子任”三个字。不是红头文件，不是表彰令，就是一块旧木头，墨迹有点晕，边角磨得发白。

华兴楼遗址上新修了个小亭子，碑上刻着“毛主席脱险处”。可那会儿没人想当英雄，陈万裕扛着扁担跑前跑后，卢其中在隘口石头缝里换弹匣，陈添裕脊背上全是汗，湿透两层粗布衫。
雨顶坪村口那块石碑，字被雨水泡得有点浅了。

山还是那座山。
路还在。
人早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