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破旧长衫，一具病骨支离，一句“此地甚好”。
他临死前拍的照片，笑得挺自然，不像装的。
那时他肺都烂了一片，走路都喘，可还在写东西、编歌、教书、开会。不是谁逼他，是他自己选的这条路。
他小时候家里穷，妈上吊了，他写诗说“雪压枝头低，虽低不着泥”，后来去北京学俄文，不是为了找工作，是想弄明白：中国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1920年他咬牙去了苏俄，冻得咳血，X光片上清楚写着“左肺钙化伴空洞”，他说“够用了”。两年后回来，带回来的不是消息，是他自己信了的东西。

他把《国际歌》翻成中文，还配上简谱，教工人唱。不是翻译，是让这歌真能从嗓子眼里吼出来。他在上海大学开马列课，学生坐满走廊，讲台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点火的地方。
八七会议那会儿，武汉刚垮，广州还没稳，到处抓人杀头。他和李维汉蹲在汉口一间小屋里，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八个字，救了党。
后来被王明他们踢出中央，他没回老家，去了上海，跟鲁迅一起办杂志、译书、骂人。鲁迅说他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不是客气话，是真知道他骨头硬在哪。
1935年在福建长汀，国民党劝他投降，先提顾顺章——那人叛变了，当官发财。他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再许他高官，他回：“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

枪决前他唱了《国际歌》，用俄语，又唱《红军歌》。走到亭子前，看了看四周，说：“此地甚好。”就站定了。没跪，没抖，也没喊口号。
他写的《多余的话》，后来很多人读不懂，以为他动摇了。其实那是他最后的诚实——不粉饰、不拔高、不把自己当神，只当一个想把话说清楚的人。
他死时36岁，没看到新中国，没坐过火车，没用过电灯，但他写下的字，到现在还有人抄在本子上。
他走的不是一条通天大道，是泥里踩出来的。没人给他画地图，他自己边走边画。

照片上他穿着旧长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