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给秘书定了一条奇怪规矩：走后门的求情信，不用给他看，不用回复，但也不能扔掉，统统"专档收藏"。

这个办法乍听像在敷衍，细想却是一把双刃剑。任何人托关系写信来，梅贻琦既不会开绿灯，也不会当面让对方难堪。信件存着，算是"重视"了；事情没办，算是"没看到"。求情的人自知理亏，事没成也不好意思上门追问。这条规矩，让梅贻琦在一个人情社会里，把"铁面无私"和"不得罪人"同时做到了。

更关键的是，他把这条规矩贯穿到了自己家里。

1938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招考附中生。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参加了考试，落榜了。龙云是当时云南的实际主政者，联大能在昆明落脚，少不了他的支持。换任何一个校长，这道人情题都很难不做。龙云派秘书长出面，找到梅贻琦，意思很明白：通融一下。

梅贻琦没有正面拒绝，也没有答应。他只是平静地告诉秘书长一件事：他自己的女儿梅祖芬，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同样没有被录取。

秘书长把这话带回去，龙云沉默了一阵，让女儿去读普通中学，再没提这件事。

这个结果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梅贻琦说的是真的。他不是在用女儿做挡箭牌，而是真的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开过任何方便之门。联大时期，教育部给联大学生发放补助金，梅家四个子女都有资格申请，梅贻琦一个不准沾边。别的教授子女可以领，他的孩子不行。

家里的日子因此过得很紧。通货膨胀最厉害的时候，梅家夫人韩咏华自己动手做米糕，取名"定胜糕"，拿到昆明冠生园寄卖。她穿着蓝布褂子，对外只说自己姓韩，不提梅贻琦。这件事后来被人知道，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堂堂联大主持者，夫人要靠摆摊贴补家用。梅贻琦对此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改变。

他对自己的定位始终很低。在他看来，大学校长不过是个执行者，真正撑起学校的是教授。他说过一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把大量精力用在延聘学者上，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冯友兰、叶企孙，这些人愿意留在清华或联大，与梅贻琦的态度有直接关系。他尊重教授会的决定，自己几乎不干涉。

1948年底，局势急转。梅贻琦离开北平，辗转南下。国民党政府多次邀请他入阁，他始终婉谢。他对记者说了一句话："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这句话说得圆，也说得真。他不想做官，只想继续办教育。

儿子梅祖彦的选择，是另一道难题。1954年，梅祖彦决定回大陆。父子面对面，梅贻琦说："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又说："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他没有阻拦，也没有要求儿子留下。这一别，果然是永诀。

梅贻琦后来在台湾新竹主持重建清华，从零开始创办原子科学研究所。1960年确诊癌症，他没有停下来。直到1962年5月19日在台大医院去世，身边人整理遗物，发现他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皮箱，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的账目，每一笔收支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笔基金，是他离开大陆时带走的清华庚款余额。他一直把它当作清华的公款，从未动用分毫。

从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到1962年去世，梅贻琦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三十年。他没有做过官，没有积累过财产，没有给自己的孩子走过一次后门。那些被"专档收藏"的求情信，大概比他的私人物品还要多。

有人说他处世圆滑，有人说他铁面无私，这两个评价都没说错，也都没说全。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把原则和人情这两件通常互相撕扯的事，用同一套逻辑接住了：规矩是规矩，面子也给你留着，但事，不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