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下湘军瘟疫盛行，为何李秀成还是没有解天京之围？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国荃率吉字营孤军深入进扎天京城外雨花台，夏秋之际一场席卷江南的特大瘟疫骤然暴发。

这场被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为“遍及大江南岸各军”的疫疠，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烈度最高的疫病灾难，交战双方均受重创，但湘军损失更大。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闰八月所上《请简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篇》中言“天降大戾，近世罕闻”。

详细奏报疫情分布：“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亦皆厉疫繁兴，死亡相继”。

其中雨花台曾国荃部染疫者逾万人，“死者各日数十人，乃至百人”。

其中引彭毓橘口述还原了营中惨状：“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

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道”，营中士兵朝生暮死，连日常炊爨、殓葬送葬的人手都难以凑齐，每营能持械作战者不过一二成，曾国荃本人也在战事中负伤，仍裹创骑马周巡各营以安军心。

湘军无常设军医体系，各营由营官自筹经费聘请民间中医诊治，多用伤寒、温病学派的中药汤剂与辟秽通窍的外用药方。

曾国藩信奉“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主张轻症靠静养自愈；战事吃紧时则会派人强征沿线药铺药材补给。

防疫仅能做到将重病士兵单独安置、掩埋尸骸、择洁净处扎营，手段粗陋，同治元年雨花台围城时军中瘟疫仍造成大量减员。

曾国藩在给曾纪泽兄弟的家书中坦言“余两月以来十分忧灼，牙疼殊甚，心绪之恶甚于八年春在家，十年春在祁门之状”，足见雨花台战局已濒临崩溃边缘。

疫情最惨烈的区域当属皖南宁国府的鲍超霆军，据曾国藩同期奏报，“鲍超一军，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尚未查得确数，他才不到两万人的队伍，这时天京城下的曾国荃还等着鲍超援助呢。

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籍，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营中猛将黄庆、伍华瀚先后染病身亡，主将鲍超自身也染病甚重，被部下用船送至芜湖养病，整支霆军几乎完全丧失作战能力，非但无法南下增援雨花台的曾国荃，连宁国本地的防线都摇摇欲坠，皖南全局几近糜烂。

与此同时，太平军一方同样未能在这场席卷战区的大疫中独善其身，南京城内外因连年征战尸骸遍野、无人收埋，疫气迅速蔓延，使得守城太平军与城内百姓“均多死者”，天京本就粮储匮乏，瘟疫蔓延更令守城兵力持续减员、士气低迷。

李秀成大军的后方苏福省同样疫情深重，苏州一带霍乱横行，当地称为“吊脚痧”的吐泻疫病“死者日以千计”，海宁驻守太平军更是“疮痍及瘟疫大发，死无算”，援军的兵源补充与粮饷供给均受直接冲击。

转战皖南的护王陈坤书等部太平军也因疫病减员严重，攻打金柱关牵制湘军的作战接连失利，非但未能切断曾国荃部粮道，反而丢失了大官圩粮储重地，进一步加剧了雨花台前线太平军的补给困境。

即便双方同受疫情冲击，此时仍是太平军打破天京围困的最佳战机，苏州的李秀成损失不大，曾国荃部兵疲疫重、孤立无援，鲍超部瘫滞宁国难以分兵，多隆阿部又远调陕西，雨花台的湘军实则已是强弩之末。

李秀成奉洪秀全严诏集结十三王、十数万太平军回援天京，军中配备两万余杆洋枪与多门开花大炮，兵力、火器均占据绝对优势，若能集中全部主力持续猛攻，必能击溃吉字营、一举解除天京之围。

但李秀成始终心存经营苏福省的私念，从洪秀全下诏催援到大军动身迁延三月之久，错失了湘军立足未稳的最佳时机。

攻城时又未能集中兵力突破湘军防御核心，反而分路出击、攻势分散，加上军队未备寒衣、粮草补给难以为继，又受后方疫情牵扯顾虑后路安稳，在雨花台苦战四十六天后便仓促撤围，最终眼睁睁放过了这次足以扭转天京战局的良机。

曾国荃部在瘟疫与兵锋的双重打击下得以喘息，也得幸亏曾国藩的补给，广罗湖南郎中，药材，军械粮草源源不断送至天京城下，此后湘军逐步补充兵力、巩固营垒，天京的合围之势便再也无法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