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地下党员丁惟尊叛变，还要带着敌人去火车站抓人，他的妻子知道后，连忙说：“我要回娘家，让我和你一起去火车站吧！”

这话一出口，丁惟尊愣了一下。他盯着妻子李玉梅的脸，想从上面看出点什么。李玉梅垂着眼，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呼吸有点急。她心里翻江倒海，眼前这个男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她讲革命道理，说等全国解放了，要带她去北平看故宫，去上海逛外滩。可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叛徒。

事情得从头说起。丁惟尊原本是青岛市委的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人机灵，嘴也严。可上个月他被捕后，在敌人的酷刑下熬了三天三夜，最终没能扛住。敌人许他高官厚禄，还保证他一家老小平安。他点了头，交出了地下党的联络点、接头暗号，还有一张即将在火车站秘密开会的党员名单。这一次，他要亲自带着特务去火车站指认人。

李玉梅是怎么发现的？说来也巧。那天她给丁惟尊洗衣服，从裤兜里摸出一张没撕干净的车票根，不是去平常那几个地方的路程，而是往济南方向的。她心里起了疑，晚上趁丁惟尊睡着了，翻了翻他枕头底下的笔记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写着字，有几页被人撕掉了，剩下的部分里，有一行小字歪歪扭扭地挤在角落：“他们给的太多了，我对不起兄弟们。”李玉梅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整个人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她咬着嘴唇，把笔记本放回原处，一夜没合眼。

她想过直接跑出去报信。可外面有特务盯梢，她一个年轻女人，大半夜出门太扎眼。她也想过一走了之回娘家，可那样的话，明天火车站那些同志就全完了。名单上的人她认识好几个，有一对刚结婚的小夫妻，妻子还怀着孩子。她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那个画面。月台上，特务们从四面八方围上来，枪托砸在脑袋上，鲜血溅在水泥地上，那些年轻的、满怀理想的同志被一个个拖走。

不，她不能走。她得跟丁惟尊一起去火车站。

丁惟尊沉默了半天，开口说：“你回娘家干什么？别添乱。”李玉梅眼眶一红，声音里带着委屈和恳求：“你这两天都不着家，我心里慌得很。我就想跟你待一会儿，到了火车站我自己坐车走，不耽误你的事。”说着她上前拉住丁惟尊的袖子，像个普通的小媳妇一样，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丁惟尊看着她的眼泪，心软了。说到底，他觉得李玉梅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翻不出什么大浪。带她去就去吧，到了火车站让人看着她别乱跑就行。

李玉梅心里清楚，这一去凶多吉少。她身上没带武器，也没有办法提前通知同志们。但她知道火车站的布局，候车室有个后门，通往一条巷子，巷子尽头是菜市场，人挤人，要是有人能在特务合围之前敲碎候车室后门上那块玻璃，同志们就会明白出事了。问题是，这个敲玻璃的人，只能是她自己。

走到火车站广场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李玉梅远远就看见候车室门口站着几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她认识的老赵和小陈，两个人正在抽烟闲聊，完全不知道危险就在几步之外。她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丁惟尊正跟身边一个穿黑大衣的特务低声说话，用手指朝那个方向点了点。李玉梅装作低头整理包袱，猛地迈开腿朝候车室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老赵快跑！有特务！”她的声音尖得划破了清晨的寂静。

特务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冲到候车室门前，抄起路边的砖头砸碎了后门玻璃。玻璃碴子划破了她的手，血顺着指缝往下淌。老赵和小陈已经转身跑了，候车室里其他几个同志也四散奔逃。特务们气急败坏地冲过来，一个耳光扇在她脸上，打得她嘴角渗出血来。她倒在地上，看着同志们消失在巷口和菜市场的人潮里，咧开嘴笑了。

丁惟尊脸色铁青地走过来，蹲下身看着她，嘴唇哆嗦了半天，只说了一句：“你疯了。”李玉梅吐出一颗被打松的牙齿，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我没疯。疯的是你。你忘了自己当初怎么对着党旗发誓的了？”

她被关进了监狱，三个月后被秘密杀害，年仅二十二岁。丁惟尊后来被锄奸队执行了纪律，据说临死前他反复念叨着李玉梅的名字，一遍又一遍。

有人说李玉梅太傻，好好的一条命就这么搭进去了。可要不是她那一嗓子、那一砖头，火车站那天得死多少人？她用自己的命换了十几条命，这账怎么算都不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总得有人豁得出去。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像李玉梅这样的小人物多了去了，他们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本事，就是认准了一个道理，做人不能忘本，不能出卖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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