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回村葬母无人理，只有1户人家来帮忙，9年后我回去报恩。

他那年二十五岁，在南方的国营砖瓦厂当烧窑工。母亲去世的电报辗转三天才送到厂里，他攥着那张泛黄的纸，连夜跟班长请假，把攒了八个月的工资全部塞进贴身的布包里。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换乘拖拉机走了四个小时，最后踩着泥泞的山路走了二十多里，才回到那个闭塞的小山村。

他的父亲在他十二岁那年病逝，因为生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他家在村里一直被孤立。母亲一个人守着三间土坯房，靠种几亩薄田把他拉扯大。他十七岁那年，实在受不了村里人的白眼和排挤，跟着一个外乡的师傅出去打工，这一走就是八年。期间他只回来过一次，每次寄钱都托镇上的亲戚转交。

他以为乡里乡亲，遇上白事总会搭把手。毕竟村里谁家有丧事，都是全村人一起帮忙操持，这是传了几代的规矩。可他挨家挨户敲了二十多户的门，得到的都是冷冰冰的拒绝。有人隔着门缝说家里男人不在，有人直接关紧大门任凭他怎么喊都不开，还有人远远看见他就绕着走。

天慢慢黑了，堂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亮着。母亲的遗体躺在临时搭的木板上，连一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他蹲在墙角，肩膀止不住地发抖。他从来没有觉得这么绝望过，连让母亲入土为安这么简单的事，他都做不到。

就在他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院子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村西头的刘德厚提着一个瓦罐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他的妻子和十五岁的儿子。刘德厚家是二十多年前逃荒过来的外姓人，在村里一直没什么地位，日子过得比他家还紧巴。平时村里人都不爱跟他们来往，他也几乎没跟这家人说过话。

刘德厚把瓦罐放在桌子上，里面是熬好的小米粥。他说，娃啊，别熬坏了身子。你婶子熬了点粥，你先喝一碗。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陪你守灵，明天一早我去山上砍树，给你娘做一口棺材。

那天晚上，四个人守在灵前，谁都没有多说话。刘德厚默默地烧着纸钱，他的妻子在一旁帮忙整理寿衣。第二天一早，刘德厚带着儿子上山，砍了两棵生长多年的松树。父子俩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用斧头和锯子一点点做出了一口简陋但结实的棺材。

出殡那天，还是只有他们一家人。加上他，四个人抬着棺材，一步步走向村后的山坡。没有吹鼓手，没有送葬的队伍，只有脚下泥土的咯吱声。他跪在母亲的坟前，磕了三个重重的响头。他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份恩情，这辈子都不能忘。

临走的时候，他把身上剩下的所有钱都塞给刘德厚。刘德厚说什么都不肯收，他硬把钱塞进刘德厚的口袋，转身就走。他不敢回头，怕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

回到砖瓦厂后，他比以前更加拼命地干活。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累活，他都抢着干。几年后，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他毅然辞去了国营厂的铁饭碗，带着几个关系好的工友去深圳闯荡。他从最底层的小工做起，慢慢攒了一些钱，成立了自己的建筑队。

他为人实在，干活从不偷工减料，找他合作的人越来越多。短短几年时间，他的建筑队就发展成了小有名气的公司，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包工头。1992年的秋天，他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回到了村子。

整个村子都轰动了，那些当年躲着他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他没有理会那些复杂的目光，先去母亲的坟前烧了纸，然后直接去了刘德厚家。刘德厚家还是那间破旧的土坯房，屋顶漏着雨，墙壁上到处都是裂缝。刘德厚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大不如前，他的儿子因为家里穷，一直没能娶上媳妇。

他在村里住了半个月。他请了最好的施工队，给刘德厚家盖了五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买了全套的新家具和家电。他给刘德厚的儿子安排了一份在他公司里的工作，月薪是村里普通工人的五倍。半年后，他又亲自操办了刘德厚儿子的婚礼，所有的费用都由他承担。

村里人都很羡慕刘德厚，说他当年好心有好报。也有人私下里后悔，说当初要是帮了他一把，现在也能跟着沾光。他听到这些话，只是淡淡一笑。他从来没有怪过村里人，他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家都有自己的顾虑和难处。

他没有忘记村里的其他人。他出钱修了一条从村子通往镇上的水泥路，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他还捐钱重建了村里的小学，给学校买了新的桌椅和书本，设立了奖学金，奖励那些学习刻苦的孩子。

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回村子几次。他给村里的老人发养老金，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刘德厚活到八十七岁才去世，他亲自披麻戴孝，为老人操办了葬礼，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

刘德厚的儿子一直跟着他干，后来成了他公司的副总经理。两家的孩子也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兄弟姐妹。这份在绝境中结下的情谊，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代。

善良从来都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你在别人最黑暗的时候递出的一束光，终有一天会照亮你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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