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陈永贵得知毛主席病逝的消息后，忍不住痛哭失声，并说道：“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

一九八六年三月，陈永贵躺在病床上，气息已经弱了。
来看他的人坐在旁边，他忽然又提起那句压在心里的话：自己有错误，可不是那伙人。
邓小平说过这个意思，他记得很牢。

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还惦记清白两个字，多少有点酸。
再往前倒十年，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他哭得失声，好几天吃不下饭。那不是场面上的悲痛。对陈永贵来说，毛主席把一个农民从太行山沟里托起来，托到国家政治的高处，这份恩情，太重，重得他一辈子都放不下。

陈永贵的根在大寨。

那地方不阔气，山硬，土薄，沟梁横着，地块碎得像破碗片。早年大寨约有七百亩地，散成几千块，庄稼要从石头缝里讨活路。
陈永贵当支书后，没把自己摆成官，他下地，扛石头，垒坝，修沟，嘴上不多绕，手上先动。
村里人看干部，眼睛尖得很，谁真干，谁虚晃，几天就看出来了。他能压住场子，不是靠嗓门大，是靠腿上有泥，肩上有茧。

一九五二年，大寨办起合作社。
起初有人心里打鼓，各家各户过惯了，忽然把力气拧到一处，谁都要掂量。可山地不讲客气，一家一户碰上旱涝，真像拿竹筷撬石磨。
合作社当年见了收成，乡亲们心里慢慢亮堂起来。到年底，全村基本进了初级社。

几年后高级社成立，集体能调人，能调畜力，也能把碎坡慢慢收拾成像样的田。陈永贵那套办法就在土里长出来：干部别离地，党员别缩后，活儿别光说，谁站在前头，群众就看谁。

真正把大寨推到山西之外的，是一九六三年那场大水。
洪水一过，梯田塌了，房屋倒了，很多人连睡觉的地方都没了。大寨八十户，七十多户受灾很重，山坡上到处是冲开的土口子。上面准备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陈永贵和支部却咬牙说不要，还说社员口粮不少、收入不少、交给国家的粮不少。这话听着硬，做起来要掉皮。后来，大寨人一筐土一筐土往山上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重新码，几个月硬把局面扳了回来。

那一年粮食总产二十多万斤，亩产七百多斤，还上交十二万斤。

毛主席听到陈永贵，起初并不是因为他官大。
那时陈永贵仍是山村支书，白头巾一裹，身上土气很浓。一九六四年春，陶鲁笳在专列上汇报山西农村情况，提到大寨干部带头劳动，管理有规矩，干部和社员工分差得不悬。毛主席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还拿笔写了一遍。这个小动作不响，却像给一条山沟开了门。
后来毛主席看重他的，也正是这点：干部不脱离群众，不把自己养成特殊人物。

那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七十一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请人吃饭，陈永贵也到了。
他穿得朴素，黑棉袄外套黑布衣，头上还是白毛巾。见到毛主席，他一时说不出话，只咧嘴笑。毛主席让他坐近些，问年龄，问身体，问家里，还说他有实践经验，有辩证法。这样的话落到一个没怎么上过学的农民耳朵里，分量可不轻。
陈永贵后来能走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这一刻像一根线头，早早露了出来。

一九七五年一月，陈永贵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在十二位副总理中排第七。
他还是不太像城里的大干部。衣服照旧，家还在大寨，不拿国家工资，村里给他记中等劳动力工分，中央每月给一百元伙食补助。
他到北京开会，住招待所；回到大寨，照样下地。毛主席见他还是农民模样，说他没有变。这句话听着亲，可换个角度看，也有时代的用意：毛主席想让工农干部走上国家管理位置，让他们给干部队伍换一口泥土气。

可人被抬得越高，风也越急。
大寨早年的真东西，是治山治水，是苦干，是基层组织能把人心拢住。等到农业学大寨推向全国，一些味道慢慢走偏，生产经验被裹进过火的斗争话语里。陈永贵也没能跳出那个年月。
他讲过偏硬的话，办过不合实际的事，一九七七年还想把农村所有制从生产队往大队过渡，并在昔阳试行。

农民的日子到底不是木板，不能按一个模子硬压。

一九七八年后，风向变了。

真理标准讨论打开了窗，许多人开始重新看农业学大寨。
山西后来作了梳理，中央转发时把大寨早年的成绩和后来推广中的错误分开看，也没有把全国范围的责任全压到陈永贵一个人肩上。他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中央仍保留相应生活待遇，也还把他当劳动模范尊重。这种处理不算热闹，却留了余地，也留了人情，没有把话说死。

一九八三年，他去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还是围着庄稼转。这个人一生有光，也有灰，像大寨山腰上的石堰，风吹雨打后，缝里还嵌着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