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教育家叶公超与堂妹发生不正当关系，两人的地下关系被妻子袁永熹发现后，婚姻破裂，袁永熹带着孩子去了美国，晚年时，叶公超一直期盼着妻子能够带着孩子回他身边，可直到他死，妻子都没回来看他一眼，甚至就连他的葬礼也没有参加。

主要信源：（中国文化报——叶公超：苍凉身世又谁知）

1981年春天，台北一家医院的病房里，77岁的叶公超身上插满管子，呼吸微弱。

友围在床边，他却一直侧着头，目光在每张脸上来回扫过，像是在找什么人。

确认无果后，他嘴角扯出一丝苦笑，低声说了句“都是报应”，便咽了气。

他找了一辈子的那个人，袁永熹，终究没来。

他1910年出生在广东番禺，叶家是书香门第，好几代人都考中进士。

22岁那年，他已经是北大英文系的教授，后来又去清华、燕京教书。

钱钟书、季羡林这些后来的大学问家，当年都听过他的课。

那时候的他，西装笔挺，烟斗不离手，英文说得比中文还溜，是校园里最风光的年轻先生。

就是在那段最得意的时候，他遇到了袁永熹。

这姑娘是燕京大学的校花，家里原本也显赫，父亲给袁世凯当过谋士，在北洋时期亦官亦商。

可1929年，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家道中落。

袁永熹和兄弟姐妹靠着变卖家里的古董字画凑学费。

这种落差让她变得安静又坚韧，不像别的校花那样张扬。

叶公超第一眼看到她，就被这种气质吸引了。

他见惯了追捧他的热闹女子，觉得袁永熹这种经历变故却不自怜的样子特别迷人。

1931年6月，两人在北京办了婚礼。

那天场面很大，北大、清华、燕京的教授学者来了大半，整个文化圈都来捧场。

婚后日子过得不错。

叶公超在外面教书、忙公务，袁永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后来还去燕京大学物理系读书。

他们的家很安静，也温暖。

后来他们有了一儿一女，女儿叫叶彤，儿子叫叶炜，名字都是从《诗经》里“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这句取的。

很明显，叶公超觉得袁永熹就是他心里的那个“静女”。

那几年，他们是别人眼里的模范夫妻。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

叶公超把妻儿送去美国避难，自己留在国内。

这一走，就是八年。

长期分居对任何婚姻都是考验，对叶公超这种性格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他本来就不是能安分守己的人，身边向来不缺仰慕他的女性。

以前有袁永熹在身边看着，他还能顾及名声，点到为止。

可妻子远在大洋彼岸，日子一长，那根弦就松了。

这里面最关键的人是他的堂妹叶崇范。

这姑娘胆子大，性格野，小时候就敢编假条请假，穿男装骑车满街跑。

抗战时期，叶公超随学校搬到昆明，叶崇范也住在那儿，和梁思成、林徽因当邻居。

两人本来就走得近，又住得近，关系就有些微妙了。

真正把他们绑在一起的是毛公鼎事件。

这件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是叶家的传家宝，当时落在上海，眼看要被日本人抢走。

叶公超冒险潜回上海去转移，结果被日本宪兵抓了。

他在牢里受了四十九天酷刑，鞭子抽、辣椒水灌，硬是没松口。

这段时间，叶崇范一直在外面奔波，给他送药、传消息，成了他黑暗里唯一的指望。

这种共患难的经历，让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变了味。

后来毛公鼎被成功转移，可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回不去了。

1945年抗战胜利，袁永熹带着孩子回国。

她早就听过风言风语，一回来，心就凉透了。

她没哭也没闹，只是很平静地提出了离婚。

叶公超不肯，反复解释，说堂妹没有血缘关系，说那是战乱里的糊涂账，说他还想好好过日子。

但袁永熹这人，平时不声不响，底线却硬得很。

她能忍受他平时的坏脾气，能忍受他当众摔筷子骂人，但这种事，她过不去。

她没再争辩，收拾行李，带着两个孩子又回了美国。

这一次，不是为了避难，是彻底走了。

到了美国，袁永熹靠着自己的本事，在加州大学找了份科研工作，天天跟仪器和数据打交道。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和工作上，对叶公超的消息一概不理。

叶公超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里做到了外交部长，还当过驻美大使，在联合国会场里用英文跟人唇枪舌剑，风光无限。

可他心里那个家，早就空了。

袁永熹走后，叶崇范也离开了他。

他成了一个有家难回的人。

他不停地给美国写信，写自己的身体不好，写对孩子的思念，可回信少得可怜。

有时候他跟护士吹牛，说太太和孩子就要来看他了，可病房门口从来没人出现。

1961年，叶公超因为外蒙事件被免职，日子更难熬。

他越发想念袁永熹，想念那个曾经温暖的家。

1981年，他病重住院，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最后的愿望就是见妻儿一面。

他躺在病床上，一圈亲友围着，可他最想见的人始终没来。

他想起1931年婚礼上的热闹，想起给孩子取名字时的喜悦。

想起袁永熹坐在家里安静看书的样子，再对比眼前的冷清，那句“报应”说出口时，心里大概全是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