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期间，王稼祥找到毛主席主：“要不你出来领导大家干得了！”毛主席却说：“干我是很想干，可是票不够嘛！”。王稼祥：“我给你拉拉选票去，”后来，确立了毛主席的实际领导地位。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打下遵义，这是长征以来拿下的最大城市，此时红军刚经历湘江惨败，8.6万人锐减到3万，士气低落，内部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博古、李德照搬外国经验，不懂中国战场实际，用阵地战对付国民党军的堡垒战，导致红军接连失利。
 
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炸伤，腹部伤口一直没好，长征路上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和毛泽东、张闻天一起随中央纵队行动，三人经常在担架上、行军路上讨论局势，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湘江战役后，红军内部争论越来越激烈，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贵州西北进军的意见，逐渐得到多数人支持，但博古、李德仍坚持错误路线，红军面临再次陷入险境的危机。
 
王稼祥早就看不惯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他和毛泽东一路聊，越来越认同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一天晚上，两人在贵州境内的一个柴草房里休息，王稼祥主动找毛泽东深谈。
 
王稼祥说，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红军要完蛋，毛泽东叹气说，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王稼祥直接问，泽东同志，你出来领导大家干得了，毛泽东沉默片刻说，干我是很想干，可是票不够哇。
 
当时中央领导层里，博古是总书记，李德是共产国际顾问，掌握最高指挥权，支持毛泽东的人不多，多数人还在观望，党内投票的话，毛泽东没有足够票数，王稼祥说，我给你拉拉选票去。
 
王稼祥说到做到，他先找张闻天，张闻天也觉得博古不行，明确说要毛泽东出来指挥，王稼祥又找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杨尚昆等将领交换意见，这些人都是带兵打仗的，早就对李德的纸上谈兵不满，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也找周恩来、朱德谈话，周恩来之前就认可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湘江战役后更清楚博古、李德的错误，表态支持毛泽东，朱德一直和毛泽东并肩作战，坚决站在毛泽东这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列席。
 
会议一开始，博古作主报告，把失败责任推给敌人强大等客观原因，不承认自己指挥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承担责任，批评博古、李德，张闻天作“反报告”，系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
 
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一针见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军事指挥上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错误，强调红军要采用运动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他的发言结合实战经验，道理讲得透彻，在场多数人点头认同。
 
王稼祥带伤坐在藤椅上，等毛泽东讲完，他挣扎着站起来发言，他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第一个正式提议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说，中国革命战争必须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胜利。
 
王稼祥这一票被毛泽东后来称为“关键的一票”，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李德，只有何克全等少数人帮博古辩解，李德始终不接受批评。
 
会议最终作出四条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常委分工后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
 
会后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村，中央常委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3月12日，在苟坝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决策层，实际领导地位确立。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没有王稼祥、张闻天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开不好遵义会议，王稼祥的关键作用，不在于发言多精彩，而在于他在最关键的时刻，用自己的影响力团结多数人，把毛泽东推到领导岗位，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信源：共产党员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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