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张恨水日子，穷得连烟都买不起了，他的邻居是好友老舍，却不肯开口求助，眼看就要过年了，怎料，家里莫名多出一头肥猪，他惊喜又诧异的询问妻子：猪是哪来的？妻子羞红了脸。
 
1939年，重庆大轰炸刚过，物价一天一个样，法币贬值到废纸不如，张恨水住在南温泉桃子沟的三间茅屋里，他把这房子叫“待漏斋”，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晚上睡觉要把锅碗瓢盆全摆地上接水。
 
这一年他43岁，已经写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放在战前，版税足够过得体面，但到了重庆，一切都变了，他在《新民报》做主笔，编副刊《最后关头》，天天写稿到天亮，收入微薄，全家四口靠他一支笔撑着。
 
当时大后方文人普遍穷，不是个别现象，张恨水穷到什么程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肘部和袖口全是补丁，出门开会怕人看见破洞，就套一件旧马褂，吃的是平价米，沙子比米多，咽下去硌嗓子，菜就是一碟盐水煮豆，偶尔有块豆腐就算改善伙食，烟早就戒了，不是不想抽，是根本买不起，一包烟钱够全家吃三天饭。
 
他不是没有机会改善生活，当时不少官僚、财阀想拉他去做清客、写吹捧文章，给钱给地位，他一概拒绝，他说自己是“爱惜羽毛的人”，这话是老舍后来写文章评价他时说的。
 
老舍和他是邻居，都住在南温泉，文协办公室就在这一片，两人天天见面，老舍住得也简陋，同样穷，经常断顿，有时候就到张恨水这儿蹭碗饭吃，或者两人凑钱买一点糙米煮一锅稀粥。
 
两人交情很深，但都清高，谁也不向谁开口求助，张恨水再难，也不会跟老舍说自己揭不开锅，老舍再仗义，也不会直接送钱送物，怕伤了对方自尊。文人之间的体面，比命还重。
 
周南是张恨水第三任妻子，比他小15岁，原名叫周淑云，张恨水按《诗经》给她改名周南，到了重庆，以前的小姐脾气全磨没了，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挖野菜、捡柴火，自己种菜、养鸡，精打细算把日子往下过，她从不抱怨，也不在张恨水面前哭穷，怕影响他写作。
 
1939年除夕，张恨水从城里报社回来，走了十几里山路，到家已经黑透了，推开门，屋里点着一盏油灯，桌上摆着一碗肉、一盘豆腐、一碟青菜，还有一锅热粥，他愣了，问周南哪来的肉，周南低着头不说，脸通红。
 
后来他才知道，是周南把自己唯一一件像样的夹袄拿去换了两斤肉，又跟邻居借了点豆腐，凑了这顿年夜饭，丈夫好面子，不肯接受别人接济，宁可自己委屈，也不让丈夫在人前抬不起头。
 
那段日子，张恨水白天写抗战文章，晚上写《八十一梦》，用小说骂官僚腐败、发国难财，稿子在《新民报》连载，轰动大后方，也得罪了不少人，被特务盯梢，但他一点不怕，他说国难当头，文人不能只写风花雪月，要拿笔当枪用。
 
老舍很佩服他，1944年专门写文章《一点点认识》，说张恨水是“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人品、文品都过硬，两人在南温泉的茅屋里，一个写，一个看，有时候就坐在门槛上，就着月光聊天，不谈钱，不谈穷，只谈文学、谈抗战、谈将来胜利了要写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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