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浩说，我是1969年在西安出生的，小时候家里不富裕，但我妈总说人穷但志不能穷。可我那时候就爱唱歌，街坊邻居人前都夸我嗓子亮，人后却说我一天不务正业，我妈听见回来就偷偷抹眼泪，我心里就种下了颗种子，想着以后一定要成为大明星，必须给我妈争气。

那个年头，西安城墙根底下住的都是普通工人家庭，我们家也一样。我爸在搪瓷厂上班，一个月工资三十几块，我妈在街道缝纫社踩机器，挣的就更少了。一家三口挤在二十来平的平房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灶台就支在门口过道。说真的，那时候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哪像现在的孩子，要啥有啥。我八九岁就开始捡煤核，跟一帮小子跑到铁路上拾碎炭，回来掺着黄土捏成煤球烧。身上穿的裤子总是接了一截又一截，膝盖和屁股蛋上全是补丁。可我妈手巧，补丁都能补出花样来，旁人看了还说好看。就这，她嘴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句话:人穷志不穷。

街坊邻居那些话，我不是没听过。巷口的王叔每次见我在院子里吊嗓子，就笑呵呵地说“这小子嗓子真亮”，转头跟他老伴嘀咕“整天嚎啥呢，又不能当饭吃”。赵婶更直接，当着我妈面说“你家浩子这嗓子要是搁在旧社会，兴许能去戏班子混口饭”。我妈当时没吭声，回了家却一个人坐在灶台前掉眼泪。我端着搪瓷缸子喝水，透过窗玻璃看见她肩膀一抽一抽的，手里的针线活也停了。那滋味，比挨一顿打还难受。从那天起我就暗自发狠，谁说唱歌没出息，我偏要唱出个名堂来，让那些嚼舌根的人都闭上嘴。

可说实话，一个穷小子想靠唱歌出头，在那个年代简直是痴人说梦。没有老师教，没有录音机，连像样的歌谱都买不起。我就扒在收音机跟前等每周一次的《每周一歌》，用铅笔头歪歪扭扭记简谱，记错了也不知道。有时候跑到钟楼底下听流浪艺人弹吉他，一听就是一下午，馋得跟什么似的。后来进了工厂当学徒，一个月挣十八块钱，硬是省下十块攒了大半年，买了把破红棉吉他，弦距高得能把手指头割出血。工友们笑我傻，说弹那玩意儿能多分套房子？我笑笑不说话，下了班钻进宿舍就练，手指尖全是茧子，按弦按到指甲盖发黑。

现在回过头想想，那时候真是一股子蛮劲，光想着给妈妈争气，却没有想过争气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梦想这东西，光靠咬牙硬撑是不够的，还得有人点你一下。一九八七年冬天，我跑去参加市里的业余歌手比赛，初赛就被刷下来了，评委说我的发声方法全错了，全是嗓子喊出来的，再这么唱下去声带迟早废掉。我蹲在文艺路的路边，臊得抬不起头。旁边一个卖烤红薯的大爷递给我半个红薯，说你娃别泄气，唱歌又不是砍柴，劲大就能成？你得找对路子。这句话让我琢磨了好几天，后来我开始偷偷去音乐学院旁听，蹭课，认识了几个正经学声乐的学生，人家教我练气息、找共鸣，我才知道自己之前确实是在瞎喊。

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穷，是穷得只剩下志气却没有方向。我花了五年时间，白天在工厂干活，晚上蹬三个小时自行车跑去上课，手上的老茧磨掉一层又长一层。我妈看在眼里，心疼得不行，可也从没拦过我。她后来跟我说，妈哭不是怪你不务正业，是怕你万一不成，外人说闲话你受不了。你看，当妈的想的东西，跟孩子想的总不一样。

后来总算熬出头了，九三年进了市里的歌舞团，再后来参加省里比赛拿了奖，再后来上了电视，再后来……说起来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就是一步一步磨出来的。成了明星以后，回西安给我妈买了套带暖气的楼房，我妈站在阳台上望了半天，说了一句让我差点没忍住眼泪的话，她说，其实你小时候那些邻居也没恶意，他们就是没见过世面，你别记恨人家。

我忽然就明白了，这些年拼命往前跑，嘴上说是给妈妈争气，根子上其实是不服那口气。可等我真正跑出来了，才发现当初那些让我憋屈的人和事，早就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从来不是别人怎么看，是你自己有没有真正对得起那颗种子，有没有让它扎下根、开出花来。妈妈说的“人穷志不穷”，那个“志”不是让你一定要当大明星，是让你在任何时候都不丢掉做人的骨气和向上的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