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年轻时候有个人给她算命，说她最后是饿死的，能活到66岁，那会几乎所有人都不信。

因为我有三个舅舅很孝顺不可能让她饿死，姥姥自己听了也只当是江湖骗子的胡话，笑骂着摆摆手，说自己有三个儿子疼着，顿顿有肉吃，咋可能。姥姥八十二岁那年，摔了一跤，胯骨轴断了。医生说，手术费加材料费，八万七，三个舅舅一人摊两万九。手术做了，钢钉打了，姥姥却再也没能自己站起来。

出院后，轮着养。一家一个月。大舅妈把姥姥安置在朝北的储藏间，说安静。窗台上码着三箱特价牛奶，生产日期是去年冬天的。午饭是一个馒头，一碗飘着两片菜叶的稀饭，配一小碟咸菜。姥姥的假牙在摔跤那天就不知丢哪儿了，新配一副要一千二，没人提这个茬。她用手掰着馒头，在稀饭里泡成糊，慢慢抿。我去看她，她攥着我的手，手心烫得很，眼睛却亮：“你大舅厂里效益不好，这个月才发两千四，难。”

第二个月轮到二舅家。二舅跑运输，常不在家。二舅妈把姥姥的折叠床支在客厅阳台，说晒太阳好。可阳台没封，正月里的风像刀子。姥姥盖着两床旧被子，还是咳。床头柜上摆着药，我拿起一个白瓶子看，是过期的止咳糖浆。二舅妈在厨房剁排骨，声音梆梆响，隔着门说：“老太太胃口弱，油腻了克化不动。”那锅排骨汤，姥姥分到小半碗，净是汤。

第三个月该去三舅家了。三舅是开小饭馆的，条件最好。可三舅妈直接开车把姥姥送回了老屋，留下一个电饭煲，一袋十斤的米，一箱廉价鸡蛋，还有三百块钱。“妈说老屋住得惯，清静。我们忙，饭点儿我来送。”头两天，中午十二点半，晚上七点，三舅妈准时端来一饭一菜。第三天，中午一点半才来，说店里客人多。第五天，晚上八点半，送来的是中午的剩菜。第七天，没来。姥姥给我妈打电话，说米还有，就是自己煮粥，总糊锅底。

我妈是嫁出去的女儿，按老规矩不担主要养老责。她每周末去看姥姥，带点软和的点心。那个周六，她推开老屋门，看见姥姥歪在炕沿，手里还攥着半个干硬的馒头。炕头电饭煲的保温灯亮着，里面是半锅凝固的、焦糊底的白粥。

姥姥没等到六十六岁那个预言。她走在了八十三岁的春天，离那次摔倒正好一年零四个月。葬礼上，三个舅舅哭得声嘶力竭，摆了大席，请了鼓乐，风风光光。账本上记着，礼金收了六万八千四百块，除去开销，净剩三万二，兄弟三个平分了。

整理遗物时，在姥姥的樟木箱子最底层，压着一个小手绢包。里面是些零碎票子，五块、十块、一块的，叠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扎着。最上面是一张烟盒纸写的字条，铅笔字都模糊了：“留给孩子们，怕他们难。一共三百二十七块八毛。”

我妈把那个手绢包原样放了回去，合上了箱子盖。外面，和尚的诵经声和舅舅们的劝酒声混在一起，嗡嗡地响。堂屋供桌上，姥姥的遗像前，那碗堆得尖尖的、插着筷子的白米饭，正袅袅地冒着热气，一丝一丝，散在昏暗的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