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黄克诚的“硬”脾气是出了名的，彭德怀曾当众感慨：“都说我彭德怀性子直，脾气倔，可在黄克诚面前，我还差得远呢！”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则更直接：“在党内，黄克诚是最爱提意见的人，上至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据说四平保卫战后，黄克诚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即使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气得毛泽东半晌无言，最后还是补了一句：“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
黄克诚的“硬”，不光是敢提意见，还有仗义执言。
在1979年的一次高层会议上，面对一屋子反对声，黄克诚举起右手，只凭一句话就让喧嚣的会场瞬间安静下来。
这是一次史上有名的仗义执言，而黄克诚要保的那个人，就是梁兴初。

梁兴初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堪称大起大落。最早他不过是个普通铁匠，十七岁那年一头扎进了红军，从此再没回头。长征路上几次死里逃生，抗日战场上在山东一带和日伪军周旋，解放战争期间在黑土地上把国民党追着打，一路从东北杀到云南，身上硬生生挨了九处枪伤。
抗美援朝更是他的高光时刻，虽然初入朝时因为战略判断失误被彭老总骂了个狗血淋头，但他憋着一口气没松，硬是在接下来的战役里把38军带成了名震天下的“万岁军”。
回国后，梁兴初春风得意，一路升到大军区司令员。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
1971年，一纸突如其来的调令让他登上了飞往成都的飞机，据叶剑英后来回忆，是周恩来亲自点将，毛泽东亲自圈批了“可”字，让他去镇场子。
谁知这次“点将”竟成了套在梁兴初脖子上的一根绳索。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成都军区气氛凝重，专案组挑了一个毫无预兆的夜晚，敲开了梁兴初的房门，给他扣上了一顶帽子：“涉嫌路线错误。”
八年间，梁兴初辗转于干校、资料室、偏僻农场，日常只有极简的生活和反复交代。
最致命的还不是审查本身，而是那份足以压死人的定性：“上了贼船”、“犯了严重错误”。令人唏嘘的是，当年毛泽东的亲笔“点将”，到了审查干部的办案人员眼中，却悄然成了“为林家铺路”的疑似罪行。最后，梁兴初的职务被一撸到底，发配到太原的一家工厂当了工人。

时代的大转折发生在1976年以后，渐渐恢复工作的老同志中，有一个步履蹒跚、双目近乎失明的老将走进了中纪委办公室的大门，这位老将就是黄克诚，时年七十有六，身上曾背着长达十几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上任后，黄克诚听说梁兴初还在太原工厂里窝着，年迈体衰，冤案一再搁置。他没有急着在高层会议上高调嚷嚷，而是先私下调阅了“一人多高”的审查案卷，结果找不到任何一句能够清晰证明梁兴初参与阴谋活动的铁证。
1979年，中央召开专门会议，专题讨论一批干部的历史遗留问题。秦基伟站出来先开了腔，这位和梁兴初在朝鲜战场上同生共死过的老战友，直截了当地摆出事实：“梁兴初的审查材料虽然多，但没有一份能明确说明他存在严重问题，历史问题应该拿出来重新讨论。”
话音刚落，反对的声音便劈头盖脸涌上来——有人指出当年的定性非常严重，梁兴初在九一三事件前曾配合吴法宪扩散过不当内容，还写过一些不实的信件，甚至敏感时期在成都私下接见过涉及林彪案件的人员，这些即便够不上“反革命”的帽子，也不可能说翻就翻吧？
会场上两派人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时候，黄克诚伸出一只手，比了一个“九”字，然后极具分量地说：“梁兴初同志我还是知道的——红军、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共九次负伤，命都是捡回来的。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看看他身上的伤疤，去数一数有几处。像这样的人，谁要说他有问题，至少我是不相信的。身上有九处伤的人，有什么错误也不至于是反革命吧？”
黄克诚的发言没有任何冗长的辩护词，没有任何引经据典的政治表态，仅仅是一句以伤疤为凭、以命相保的话，却比任何滔滔宏论都更具威力。
见现场陷入了沉默，秦基伟在旁顺势补了火：“既然材料里没有铁证，那‘上了贼船’的定性就该重新审查！”
黄克诚果断接过话茬，当场下令启动复审。

事实上，黄克诚的这句话之所以能一锤定音，不光是它本身的分量重，还因为他本人就是“为真理说话不计代价”的活招牌。这样的一个人，若说他保梁兴初是为了什么私交或者说情，恐怕没有人信。
在黄克诚的强硬坚持下，梁兴初的案件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机，1980年，老将军终于回到北京，正式恢复了人身自由。
叶剑英对这位老部下有心拉一把，专程派人送去了两条路：要么回沈阳军区，要么去济南军区，仍给他正职待遇，配上专机接送。
梁兴初的态度非常坦率：“枪不离身十几年，可世界变了，瞄准镜、火控、通信全是新玩意儿，老法子真不顶用了。再说，年轻人正往上冲，我靠什么占坑？”
1981年初，中央军委正式下达文件，推翻1972年的错误定性，彻底澄清梁兴初的历史问题。
得知消息，梁兴初和妻子任桂兰专程上门拜访黄克诚，一进门就是深深鞠躬。黄克诚双目已然失明，颤巍巍摆了摆手，只说了一句——“分内之事，秉公办理而已，不必言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