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视红军为大敌，但重庆谈判期间为何严令不许对毛泽东采取行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三天，陪都重庆的上空依旧盘旋着运送伤兵与粮秣的运输机，街头巷尾却已在议论同一件事——毛泽东要来。有人摇头：“打了十多年，真的能坐下来谈？”另一人却反问：“不谈，还能怎么办？”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并不平静。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损耗严重，110多万美械部队固然是王牌，可分布零散；八路、新四军却已发展到百万人马，占住华北、东北、华中大片根据地。力量此消彼长，蒋介石再清楚不过：若想一战解决，既要顾忌国际压力，还得解决国内民心。于是他先后发出三封电报，措辞一次比一次恳切，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

在很多旧部看来，这无异于“引狼入室”。要知道，从井冈山到长征，蒋介石曾六次发布缉拿通令，以“首级二十万大洋”的高价悬赏红军领导层。可就在1945年9月初的林园官邸，蒋介石却对侍从亲信压低声音：“不许动他一根寒毛。”侍从长愕然：“委员长，之前的通缉……”蒋挥了挥手：“此一时彼一时。”两句话把情势变换说得干干净净。
为何态度骤变？外部环境首先迫使他收敛锋芒。雅尔塔协议甫一公布，美苏英都把“和平解决中国内战”写进公开文件。华盛顿派来赫尔利、魏德迈，明里调停，暗里丈量未来东亚版图；莫斯科也在观察，希冀国共不至于让美方坐大。倘若蒋在重庆暗算毛，国际舆论将瞬间逆转，原本期盼国府承担统一大任的外援，转眼就会质疑其正当性。

国内压力同样沉重。八年烽火让普通百姓对再起战端恨之入骨，各大城市游行请愿不断。若毛泽东在重庆出事，街头怒火必然指向南京政府；而各地解放区里，数十万武装将即刻转入全面反攻。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魏力曾递交备忘录：“击杀目标固然痛快，却必引发战端，得不偿失。”蒋心知肚明。
他也有自己的算盘。毛泽东此行必须带着周恩来、王若飞前来，延安的另一把“指挥闸”刘少奇却留守后方，这意味着中共决策重心未必完全离开边区。倘若毛在重庆受阻，中共便可立刻用北方力量接班，反倒将舆论高地拱手让人。蒋介石的目标从“擒贼擒王”转为“离间分化”，而这套棋局的前提是毛的安全——只有坐得下来的敌人，才有被分化的可能。

重庆谈判进程远非外界想象的举杯言欢。军事调处制度、受降区划分、改编方案，每一项都是角力场。毛泽东把解放区军队控制权视作“立国之本”，寸步不让；蒋介石则坚持中央集权，“一省一军”只是让步姿态。十几轮唇枪舌剑过后，双方各自向后撤了半步，落笔成了《双十协定》。周恩来半开玩笑地对毛说：“这协议像薄冰，人在上面走，随时会破。”毛轻轻点头：“破也得先走出去，走快一点，就看谁更稳。”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此行并非孤注一掷。延安早已布置周全：一旦出现意外，东北新收编的十余万部队即刻南下，配合华北、华东既有力量施压。中共还通过新华社密集对外放话，向全国和世界宣示，“为和平而来，为民主而谈”。这既是安全网，也是施压筹码。

谈判结束的翌日清晨，九龙坡机场薄雾未散。毛泽东与周恩来并肩登机前，蒋介石亲自相送，一再道：“望兄早日再来，共襄国是。”飞机升空，蒋介石站在跑道尽头，帽檐压得很低，谁也看不清他的表情。
毛泽东平安返抵延安，举杯庆功时说：“先走一步，是为了走长路。”然而内战阴云已无可回避。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三年之后，局势彻底翻转。这一切证明，当年那道“不得下手”的命令，并非心存仁义，而是一次被迫的战略停顿。历史留给所有人的选择题，在枪炮声中被重新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