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22日，胡宗南找到第18兵团司令李振问其突围有没有把握。李振说：“目前形势十分危急，突围出去可能性不大。我建议，把团长或师长以上的军官用飞机送走，团以下的军官带领部队分散突围，这样把握比较大。”
1949年12月22日那场谈话，看似只是胡宗南问李振一句“能不能突围”，其实已经把国民党军在四川的处境摊开了。李振的回答很直接，没有绕弯子。

他说形势危急，大部队想完整冲出去，可能性不大。更现实的办法，是把团长、师长以上的军官先用飞机送走，下面的军官再带小股部队分散行动。
这样听起来不体面，但至少还有一点活路。问题在于，胡宗南要的不是这个答案。
他摇头不同意，还说要让他们带着部队冲到西昌去，这才算保存军人气节。话讲得很硬，可当时成都周边已经不是靠口气就能撑住的局面。
战场上最残酷的一点就在这里，口号越响，越遮不住实际困难。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国民党在西南的退路明显变窄。
成都成了一个被不断压缩的据点，胡宗南手里虽然还有第5兵团、第7兵团、第18兵团等部队，可这些部队的状态已经很差。人马拥挤在成都附近，往西昌方向撤退的想法有，但道路、士气、补给都跟不上。
解放军的动作很快，目的也清楚，就是不给胡宗南部大规模转移的机会。成都外围的通道被一段段切断，原来纸面上的撤退路线，到了实际执行时就变成了难走的窄门。
大部队一动，目标很大；不动，又只能等着被围。李振作为第18兵团司令，当然明白上级想听什么，他若顺着胡宗南的话说“有把握”，也许场面好看一些，但他偏偏说了实话：突围出去的可能性不大。
这不是胆小，而是对当时局面的判断，部队已经乱，命令传下去也未必能完整执行。更让人唏嘘的是，胡宗南在12月22日还要求部下带兵突围，到了12月23日，自己却乘飞机离开四川，去了海南三亚。
这个举动对下属部队的影响很大。前一天还在讲“军人气节”，后一天最高指挥官先走了，下面的人心怎么可能不动摇？
蒋介石后来得知胡宗南没有留在四川指挥，也很恼火。因为当时成都附近还压着大批国民党军，局面远没有收拾完。
胡宗南这一走，不只是个人离开战场，更等于把几支兵团丢在了混乱之中。等到再要求他返回大陆继续指挥，形势已经变了样。
从12月23日到12月27日，短短几天，成都周边的国民党军连续发生变化。12月25日，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在德阳宣布起义。
12月27日，第18兵团司令李振也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原本还想组织突围的力量，一下子少了两大块。
第5兵团司令李文没有立即走同样的路。他是胡宗南较信任的将领之一，此前在北平局势变化时，曾随一些中央军高级将领离开，后来被任命为第5兵团司令。
到了四川最后阶段，他仍决定带部队按原计划往外冲。1949年12月24日下午，国民党军开始分路突围，第5兵团所属部队作为重要力量，试图向邛崃、雅安方向打开通道。
第18兵团部分部队和其他残部也被安排在不同方向行动。但这种安排看起来有层次，落到战场上却很难配合。
李文的第5兵团坚持到了最后，却也没能改变结果。突围部队在邛崃一带被压缩，退路不断收紧，官兵疲惫，补给困难，继续打下去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最终，李文率残部在四川邛崃一带放下武器，第5兵团的西撤计划宣告失败。后来李文被送往重庆学习。
1950年3月，他趁管理松动离开，辗转去了香港，随后又到台湾地区。这个结局并不改变他在川西突围中的失败，也无法掩盖胡宗南部在成都战役后期的整体崩散。
胡宗南的问题不只是军事失利，更在于他让部下承担风险，自己却提前离场。军队到了危急时刻，最看重的是上级是否稳得住。
如果指挥官说的和做的不一致，下面的人很快就会失去信心。李振的建议虽然冷静，却没有被采纳；胡宗南的要求听上去有气势，却没有现实支撑。
1949年12月22日这场对话之所以值得反复提起，是因为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败局前的真实状态。李振不是不想突围，而是知道硬冲很难成功；胡宗南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不愿承认大势已去。
战场上的失败，有时不是输在最后一仗，而是输在判断失真、责任缺位、人心松散。成都平原上的这一幕说明，再响亮的口号，也代替不了清醒的判断；再严厉的命令，也挽不回已经失去信任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