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陈云亲自批示广东县委书记王仲立即枪毙，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
1979年夏，蛇口码头刚亮起桅灯，海关艇截下一艘从公海折返的小船。船舱里塞满了香港牌子的彩电、录音机，船老大被带走前嘟囔：“早说好了的，岸上有人罩。”这句半威胁半求饶的话，后来成为广东纪检干部写进报告的注脚，引出了海丰县干部王仲的名字。
那时的沿海地区正在实验双轨价格：一条公有计划价，一条市场议价。进口彩电在香港卖两三百港元，过海关后能翻上好几倍；只要打开一条渠道，利润足以让人心跳。监管体系却还沿用计划经济惯性，审批章子决定一切，权力与价差之间只隔着薄薄一张条子。
中央显然意识到这条“缝隙”早晚要酿祸。1978年底，中央纪委恢复，翌年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会里，陈云一句“经济上不能放任自流，党纪也不能松”被反复引用。会后，沿海走私和地方干部徇私问题列入重点治理清单，但浪高风急，广东依旧是漩涡口。

海丰县正对着南海渔场，渔民挂着“探亲”旗号往返港澳成了常景，签一张出境证明，要经县委分管副书记点头。王仲就在这把椅子上坐了四年，曾是解放战争老兵，也写得一手好材料。起初他对同乡打点还能推辞，时间久了，情面与看似“微不足道”的礼物慢慢吞噬警惕。
“老王，这台黑白机，就当谢礼。”广播站的年轻人把17英寸电视往桌上一放。王仲望着屏幕里的雪花点，嘴里却说：“别太张扬，手续按规来。”第一次跨线，只是轻轻抬了抬手里的公章。几个月后，又有人送来一台彩电，外加一只双卡录音机。“这可就难办了。”他嘴上推辞，手却把电源插头试了又试。

审批权带来的甜头很快显现。1980年初，他在汕头开会，顺道拐进缉私物资仓库。一箱箱瑞士手表、双卡录音机被列为“待处理”物品，无人监管。他对管理员笑着说：“先借我几块手表回县里研究研究。”结果是整整两个蛇皮袋，180多块表和八台录音机，消失在夜色里。
妻子陈巧兰调到汕头民政处工作，她的住房成了临时库房。儿子悄悄把手表抱到集市，一只翻五六倍；女儿跑拖鞋厂上班，兜里却揣着父亲没问过来源的钱。乡下人眼里，这家院门口换新电视、换冰箱、又换摩托，动作太快，难免走漏风声。终于，匿名信压在了地委书记的案头。

调查组进驻海丰，账本像撕日历一样往后翻：6台电视、2台录音机、1台电冰箱，赃物折款1.9万元；手表、现金、十四张定存单，加一起近7万元——那时普通干部月薪不足百元。查封当天，王仲惊觉事情闹大，在家门口被带走，他愣了几秒，自言自语：“生死全看运气了。”
材料很快摆到了北京。陈云浏览后，只留下一句批语：“贪赃枉法，何以服众。”随即，中央工作组南下追责。1982年8月24日，广东省委根据调查结论，开除了王仲的党籍并建议司法机关从重处理。汕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随后立案，以贪污罪、受贿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3年1月18日上午，汕头体育场坐满人。宣判书念到“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看台上一片静默。有人窃窃私语：“堂堂老革命，也走到这步。”王仲抬头瞥了眼观众席，嘴角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宣判结束，他被押赴刑场，当天就地枪决。

案件公开后，广东沿海的出入境审批权迅速下放到集体决议，缉私仓库启用双人双锁，仓内物资定期公布清单，连巡逻艇的航迹都挂在了公告栏。1983年至1985年，广东海关对走私案件的立案数虽仍居全国前列，但涉案公职人员数量明显下降，地方干部“敢放船”的现象锐减。
回头看王仲的轨迹，从听命行事的老兵，到手里捏着港澳通行批条的“关口”，变质不过数年。价格剪刀差拉开的空间、审批制度留下的空隙、监管链条的松弛，加上不断蔓延的侥幸心理，共同催生了这场悲剧。中央之所以选择在万人围观下落幕，无非是要告诉所有人：改革的大门可以敞开，纪律的篱笆却丝毫不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