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蒋经国与陈诚的明争暗斗持续不断，蒋介石面对两位亲信该如何抉择？
1953年春，台中雾峰一位佃农算着收成，发现今年交租只需三成七，余粮足够修屋置牛。村口茶摊上，有人感慨：“原来省府真的动了真格。”推行这场土地新政的人，是那时的行政院长兼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三七五减租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乡间日子回暖，也让陈诚民望扶摇直上。
可惜，声望并不等于安全。往前推四年，1949年，败退海峡的国民党必须在台湾找回秩序。蒋介石留下一纸任命，让刚做完胃大部切除手术的陈诚南下，先稳住基隆、高雄两大港口。那会儿码头像被塞住的瓶口，船只动辄滞留数十天，难民与物资绞成一团。陈诚连夜召集海关、警备、航务三路人马，几把推土机加班挖泥，十八座码头不到两月恢复吞吐，难民潮被逐批分流至嘉南、花东平原，台湾的“第一口气”算是缓过来了。

靠这一役，陈诚在岛内站稳脚跟。接着是币制改革、农村合作社、粮食增产，层层推进。他习惯亲笔批阅文件，批示一律寥寥数字，却要求次日见效。外界评价不一，但经济指标却说服了挑剔的民营商号：1956年台湾稻谷产量比1949年增加四成，新台币汇价稳定在24：1上下。由此铺垫，1954年陈诚被推上副总统，三年后又兼任党副总裁。对照之下，远在国防部里摸爬滚打的蒋经国，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真正的火药味，出现在1957年。那年夏天，蒋经国促成“救国团”，号称要把十万青年凝成铁军。省府保安处却连发内部通告，提醒各地警备司令“密切注视任何未经核准的群众组织”。陈诚在会上只抛下一句：“台湾已无退路，组织不宜重叠。”一句话，台下许多军官心知肚明：这是给蒋公子设的闸门。
暗流很快浮到面上。蒋经国接掌国防部政工后，需要直接进军队布线，可军中原有的政训体系多听陈系将领号令。深夜的士林官邸，蒋介石把两人叫到书房。老人放下茶杯，“你们都是我倚重的人，不要再让流言跑在命令前面。”陈诚答：“遵命。”蒋经国只说了四个字：“儿当谨记。”对话短暂，气氛并未化解，反倒像把矛盾削尖，埋进了木杆里。

1958年6月，新一届行政院筹组。教育部长人选首先卡壳：学界推崇的梅贻琦与党务系统认可的张其昀互不相让。副院长更敏感，黄少谷私下劝蒋经国：“先别急到前台，布子更要稳。”蒋经国摇头：“国家大事，等不得。”消息回到陈诚案头，他索性把名单压了十余日。僵局直线上达介石，老总统既担心内讧，又不乐见儿子再受挤压，于是临时拍板修改1950年颁行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连任条款放宽，等于把“父子相承”的时间表写进制度。
连任尘埃落定，陈诚自觉再难拓展，只能以病假暂避锋芒。1963年冬，蒋介石启用无派系的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严的财金背景与谨慎性格，为过渡提供了缓冲。他常对身边人说：“我做的是接口的事，不能让船漏水。”果不其然，国防部副部长、国民党副秘书长、副行政院长，一步步落到蒋经国名下。到1972年，行政院长的章大印也交到蒋经国手里。

此时的陈诚已鲜少露面。1965年初，他在北投寓所中风，终年68岁。台北街头挂起黑底白字的挽联，许多老兵默默鞠躬，他们记得那纸三七五减租，更记得当年港口灯火通明时，省主席在雨里站了一宿。只是政治舞台从不为个人停留。1978年，蒋经国就任总统，确认了十多年前官场暗斗的最终走向。严家淦则退居幕后一隅，继续扮演润滑剂，至此，国民党的权力继承链条彻底闭合，昔日的并肩人已化作历史背影，留下的，只剩那座被重塑的岛屿与被改写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