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调查” “提倡” “教育”就能禁毒吗？看到一张民国时期的宣传画，一个孔武有力的汉子正在用棍棒痛打拟人化的毒品——鸦片和吗啡，背景人群的旗帜上写着“毒况调查” “提倡戒烟” “拒毒教育”等字样，还有“拒毒遗训”。
1924年，孙中山发表《禁烟问题与政治建设》讲话，明确提出“鸦片营业绝对不能”，主张全国统一禁烟计划，痛斥军阀以毒养军，强调“对鸦片之宣战，绝对不可妥协，更不可放弃”。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将其禁烟主张定为“拒毒遗训”，作为全国禁毒纲领，1927年设禁烟委员会，以其遗训为指导开展拒毒运动。
但是，民国时期政局动荡，鸦片种植与吸食泛滥成灾。军阀割据后，各地为筹军费“以毒养军”，强迫或鼓励农民种罂粟，西南、西北尤甚，1929—1933年全国植烟面积约8000万亩，产量占全球鸦片九成以上。云南、四川等地鸦片税收占地方财政30%—50%。烟馆遍布城乡，吸食者涵盖各阶层，1930年代全国吸毒人口约2000万—4000万，部分地区占比过半。
而且，蒋介石的把兄弟更是公然贩卖鸦片，大肆敛财。参见图2，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三人胸前佩戴国民政府“采玉大勋章”。
日军侵华期间，更是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强迫种烟、免费诱吸，加剧毒害。虽有政府禁烟令，但多流于形式，腐败与利益链条让鸦片长期成为民国社会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