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有一个国家拒绝接受，彻夜用机枪扫射，二十万日军最后仅剩一万！
1943年6月的一天清晨，澳大利亚总理科廷在堪培拉召集紧急会议，墙上挂着的太平洋地图上密密麻麻插满红旗。几个月来，达尔文港的焦土味仍未散尽，军方统计，2月19日那两波空袭夺走了243条军民生命，北部海岸线成了焦灼伤痕。参谋长指着新几内亚北岸说：“若让这股日军全身而退，我们以后的家门口就永无宁日。”房间里一片沉默，只听见窗外鸽子拍翅的声音。
盟军的全局计划在此刻扩展开去。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国民广播“战争终结”，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甲板上的签字被世界舆论解读为“硝烟散尽”的分水岭。美国、英国乃至曾被日军侵占的东南亚各国，都倾向于迅速遣返俘虏、集中审判战犯，以便腾出手脚重建。唯独在南太平洋尽头的澳大利亚，军政两界却迟迟不肯在战俘名单上签字，理由一句话：旧账尚未算清。

“他们杀了我们的孩子，怎么能轻描淡写地说放就放？”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在议事桌旁低声嘀咕。另一人反问：“可盟军的命令已下，咱们顶得住压力吗？”科廷没有接话，只是盯着窗外的远山良久。会议最终的结论只有六个字：行动先于宣言。
这股火，点燃于1942年。那年初，日军在安汶岛俘虏了澳军第2/21营千余名官兵，不到半年全部被处决；同年春，裕仁的海空联队连续空袭达尔文，澳大利亚本土第一次感到炮火离悉尼歌剧院并不遥远；再往北，俘虏营里的英澳战俘在苏门答腊丛林里因疟疾与饥饿折损，大半连姓名都没能带回国。来自陆军部档案的数字显示，整场战争中澳军失踪及被俘后遇害者超过1.8万人，这在当时的人口基数里是一道刺眼的斜线。

于是，目光全部聚焦到新几内亚。自1942年秋起，麦克阿瑟把“跳岛”计划的锋刃递给了澳军：拿骚湾先行登陆，牵制萨拉莫阿日军，再由美军空降莱城后方。三个月里，盟军飞机每天往返二十余次，对莱城简易机场进行轰炸，“有意思的是”，战史统计被毁的日本飞机不到原先宣传的一半，然而补给线却被彻底切断。缺粮与疟疾像两把锉刀，悄悄地把日军师团的战斗力磨成了钝铁。
1945年8月底，在莱城外围集结的日本第18军司令安达贞夫被断水断粮已久，他向前线阵地发出电报：“保存实力，待命受降。”同一时间，澳军第7师利用山间雾气推进至布萨河口，布置了交错火力网。关于随后发生的事，资料分歧极大。澳大利亚军史委员会的官方报告写道：当晚大约1.2万日军携带白旗试图通过通道，被误认为佯降，双方交火约一小时，日方伤亡难以统计。而一些战后回忆录却把数字推到骇人的“20万困军一夜剩1万”，学界普遍认为这种说法缺乏第一手档案支持，但在民间，它却成了“血债血偿”的代名词。

“我们不想再抬回任何尸袋。”据说现场一位连长曾对战地记者低声说过这句话。对面俘虏队伍中也有人喊：“求水，求药！”然而潮湿夜色吞没了更多细节，留下的只有弹孔与传闻。值得一提的是，三天后，美军后勤部队进入接收，筛检出的日军共计近1.1万人，其中多数患有恶性疟疾或重度营养不良。是否存在那场“彻夜机枪”已难有定论，但日军在新几内亚的战斗序列确实就此崩解。

战俘如何处置成为新的拉锯。美军主张集中至莫尔兹比港，再由海军押送返国；澳方坚持先行审讯涉及战犯嫌疑的军官。双方妥协的结果是，一批军医与法务人员被紧急空运进丛林，边救治边取证。1946年初，布里斯班军事法庭以“违反战争法规”判处18名日本军官至死刑，执行地点选在了达尔文郊外，这多少带着象征意味：昔日的火海终被新坟头覆盖。
有人后来说，枪声终究阻挡不了战后秩序的车轮，但在1945年的那片渗着潮水的黑泥里，澳大利亚人更愿意用手中的李-恩菲尔德步枪来记账。仇恨与惩罚交织的瞬间，世界大战的落幕显得格外迟缓，也更显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