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张学良听说王家烈没有坐过飞机，就邀请他在天上飞一圈，谁知王家烈一上飞机，脸色大变，叹道：“坏了，我上当了！”

王家烈当年被称为“贵州王”，可这个称呼听着威风，其实很虚。他主政贵州时，桐梓系内部争斗不断，地方将领拥兵自重，赋税繁重，百姓日子并不好过。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中也提到，当时贵州官场乱象、兵匪问题、民怨积累，都让王家烈的统治根基越来越松。一个地方如果只靠个人威望和派系关系维持，表面上像铁板一块，里面早就裂开了缝。

真正让王家烈失去主动权的，不是张学良临时一句邀请，而是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整个西南局势变了。红军入黔，遵义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地；蒋介石也趁机以“督师”名义进入贵阳，把中央军力量伸进贵州。王家烈原本想守住自己的地盘，可现实很快告诉他：省城城防、财政军饷、人事安排，一样样都不再由他说了算。

他先交出省主席职位，以为保住军权就能留下后路。但军队没有钱发饷，部下人心浮动，何知重、柏辉章等将领又转向南京方面，王家烈手里的兵权也慢慢变成纸面上的权力。一个人最难堪的处境，不是别人当面夺他的权，而是他发现身边的人已经不再等他的命令。

所以，1935年5月3日，王家烈搭张学良的飞机离开贵州、飞往汉口，并被安排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被骗坐飞机”，而是贵州旧式割据势力被改写的标志。贵州省政协资料明确记载，王家烈离黔后，桐梓系对贵州的统治结束，黔军随后被改编。

王家烈是旧军阀体系中的人物，身上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也给贵州百姓带来过沉重负担。但历史复杂就复杂在这里：他后来没有跟着败退，而是留在大陆。贵州解放后，他参加地方工作，1955年当选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也为文史资料留下过亲历记录。评价这样的人，不能美化，也不必脸谱化。该批评的批评，该承认的转变也要承认。

那架飞机飞走的，是一个地方军阀的权力幻觉；留下来的，是贵州后来走向统一、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空间。今天人们去遵义，不是为了看谁当年如何失势，而是为了明白：真正能改变中国命运的，从来不是一城一地的私人算盘，而是顺应人民、顺应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大方向。

王家烈在飞机上的那声“上当了”，说到底，是旧时代对新时代来临的迟钝反应。历史不会等人，谁看不清大势，谁就会被大势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