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袁文才和王佐后，朱昌偕又将32团当作土匪追杀，这些井岗山子弟在混战中被打散，井冈山籍的干部战士离开了红军，一部分反戈投敌。
 
1930年2月24日，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带着红五军第四纵队，包围了袁文才和王佐的住处，前一晚，朱昌偕刚从安福红五军军部搬来救兵，说袁文才、王佐勾结罗克绍叛变了，没人想到，这是红军史上第一桩重大错案的开端，更没人想到，这会让井冈山的根基彻底动摇。
 
袁文才和王佐是井冈山土生土长的“井冈双雄”，早年他们反抗土豪劣绅，在茅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控制了整个井冈山。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两人主动接纳，把队伍交给共产党改编，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两人率领的部队正式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
 
这支部队是井冈山根据地的核心力量，镇守大后方，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永新城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为根据地巩固立下汗马功劳。
 
谁也没料到，裂痕会从内部裂开，1929年冬，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到边界巡视，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六大决议里有对土匪武装的处置规定，这让边界地方党和袁、王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化。
 
1930年1月，遂川于田联席会议议决用军事手段解决袁、王，导火索就是“罗克绍事件”，袁文才、王佐抓住国民党茶陵县挨户团团总罗克绍，没杀他，想利用他的兵工厂为红军造枪，却没及时向特委报告，这成了特委眼中“勾结土豪、扰害政权”的罪证。
 
2月22日晚，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彭清泉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袁文才、王佐据理反驳，双方激烈争执。
 
会议结束后，朱昌偕连夜赶往红五军军部，向彭德怀谎称王佐在会议上拍桌威胁，要特委把武装交给他们指挥，否则就干掉特委成员。
 
彭德怀起初怀疑，毕竟他曾和王佐并肩作战，对王佐印象不错，但架不住朱昌偕说得声泪俱下，最终派红五军第四纵队两个连随朱昌偕前往永新，还特别交代不得抓人，先控制军事要点。
 
23日，特委对袁、王照常热情款待，没人看出杀机，24日拂晓，行动开始，朱昌偕带人包围袁文才住处，当场将其枪杀。
 
王佐听到枪声，跳墙骑马逃跑，却发现县城东禾水河的桥板被事先撤走，连人带马跌进河里，淹死在东关潭，短短一夜，两位为井冈山革命立下大功的将领，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袁、王死后，朱昌偕并没有收手，他把这支跟随红军多年的部队当成“土匪余孽”，下令红五军第三纵队上山“搜索”，对袁、王旧部展开清洗。
 
40余名干部骨干随即被杀，剩下的士兵，三分之一补充进红五军，三分之二被遣散，红三十二团这支井冈山子弟兵，就这样被彻底打散了。
 
更严重的后果很快来了，袁、王旧部大多是井冈山本地人，他们看着自己的长官被无辜杀害，心里又恨又怕，王佐的胞兄王云龙、部下谢角铭等人向上级党组织鸣冤，却没人理睬，特委反而到处宣传袁、王“反水”，这让客籍群众和袁、王旧部彻底寒了心。
 
朱昌偕把这些井冈山子弟当成土匪追杀，可他忘了，这些人是跟着共产党从绿林队伍一步步走过来的，是真正为革命流血的子弟兵，他们没倒在敌人的炮火下，却倒在了自己人的清算里。
 
一部分人心灰意冷，脱下军装回乡务农，彻底离开红军；另一部分人走投无路，最终选择反戈投敌，投靠了井冈山的土豪恶霸武装。
 
谢角铭、王云龙等人带着队伍反水后，井冈山的军事要地很快落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反扑，对井冈山实行“烧杀政策”，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曾经巩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这样一步步失守，后来红军数次上山试图恢复，都因失去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而失败，反而遭受严重损失。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扼腕长叹“杀错了，杀错了”，后来他评价说，袁、王的死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朱昌偕本想巩固边界政权，却因错杀功臣、清洗旧部，彻底失去了井冈山的民心和武装，把亲手打下的根据地拱手让人。
 
1950年，袁文才、王佐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历史终于为他们平反昭雪，但红三十二团的悲剧，却成了井冈山革命史上一道深刻的伤疤，它提醒着后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事实，不能因偏见和错误路线伤害自己的同志，否则最终损害的，是整个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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