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抗战时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的王牌飞行员瓦伦丁·多多诺夫被日寇俘虏。日寇对其头部受伤处进行包扎后又给他戴上手铐。在战斗中，多多诺夫曾在武汉与南昌等战场累计战斗飞行五十二小时，并参加四次重要空战。

包扎伤口的纱布还渗着血，铁铐已经咬紧了手腕。日寇这套把戏玩得真够熟练，先给你一点“人道”的甜头，转头就把你锁死。他们心里清楚得很，一个飞行员脑子里装着多少值钱的情报：机场位置、无线电频率、作战编队习惯。多多诺夫靠在地牢潮湿的墙壁上，脑袋上的枪伤一跳一跳地疼。他摸了摸纱布，日本人倒是没在绷带上动手脚，包扎得中规中矩。这更让他恶心：敌人可以一边替你止血，一边盘算着怎么撬开你的嘴。

他闭上眼睛，眼前不是黑暗，而是武汉上空翻滚的云层。五十二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四次空战，听起来像个数字。只有飞过的人才知道，那意味着发动机的轰鸣震得骨头酥麻，意味着咬住一架日本九七式重爆击机时机枪卡壳时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多多诺夫记得南昌那一仗，他的И-16战斗机左翼被打了两个窟窿，油压表指针一路往下掉。他没有跳伞，硬是滑翔回了机场。地勤老头冲他竖大拇指，他咧嘴笑了笑，血从牙缝里渗出来，那是咬得太紧，把牙龈咬破了。

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被击落那天，他的飞机中弹后失去控制，他跳伞了。降落伞挂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在底下等着。他掏出手枪，里面还有三发子弹。对着天空放了两枪，不是投降的信号，是告诉天上的战友别下来救他。第三发，他犹豫了一瞬，没舍得朝自己脑袋上开。就这一瞬间的犹豫，刺刀顶住了他的喉咙。

有人说英雄不该被俘虏，俘虏就不是英雄。这种话多多诺夫听得多了，每次都想啐一口唾沫。打仗不是演电影，跳伞落到敌人阵地正中间，你能怎么办？用手枪打死三个鬼子然后被乱刀捅死？那样除了给报纸添一段悲壮的文字，还有什么用？他更愿意活着。活着才有机会逃出去，活着才能继续揍这帮侵略者。可惜日本人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杀他，甚至给他治伤。多讽刺啊，战场上恨不得把你炸成碎片，一旦抓到活的，忽然就变成了“慈善家”。

审讯来了。一个会俄语的日本军官，说话客客气气，问他飞行大队的番号、驻地、飞机数量。多多诺夫歪着脑袋看对方，忽然笑了。他笑的是这帮人永远不懂一件事：一个能在武汉和南昌上空飞五十二个小时的飞行员，早就不把自己这条命看得多重了。他把头转向墙壁，一个字都不说。日本军官也不急，挥挥手让人把他拖回牢房。临走时扔下一句话：“你会说的。”多多诺夫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没有仇恨，只有一种让审讯官后背发凉的平静，那是见过真正的生死之后才会有的东西。

牢房里还关着两个中国游击队员。他们看到多多诺夫手上的铐子，冲他点了点头。语言不通，但那种默契不需要语言。其中一个瘦削的中年人从怀里摸出一小块发黑的窝头，掰了一半递过来。多多诺夫接过去，慢慢嚼着。他想起了自己遥远的家乡，想起苏联南方的向日葵田，想起母亲烤的黑面包。为了这些东西不被铁蹄践踏，他飞了上万公里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现在他被锁在异国的地牢里，头顶是敌人的刺刀和探照灯，可他没有后悔。

五十二个小时的飞行，四次空战，换来的是头部创伤和一对手铐。这笔账在日本人看来是赚了，在多多诺夫看来也不亏，他打下了两架敌机，还帮着掩护过地面的中国兄弟。地牢的通风口偶尔飘进来长江水汽的味道，带着淡淡的腥味。那是中国大地的味道，也是他最后能记住的味道。他闭上眼睛，手指悄悄摸索着手铐的锁眼。苏联的飞行员都学过怎么用一根铁丝开简单的锁，日本人的手铐会不会也是那种老款式？他不确定，但他打算试试。

日子还长着呢。要么逃出去，要么死在这儿。至于投降？多多诺夫摸了摸头上的纱布，心想：给老子包扎伤口就想收买老子？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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