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全国劳模王国藩被一作家举报涉嫌贪污五十多元，这件事最终是如何处理的呢？
1961年二月的一天清晨，石德铁路线上一列慢车停在正定小站，一位戴呢帽的中年人提着旧皮箱跳下车，他叫古建滋，作家，肩负着为全国劳模王国藩写传的任务，却同时怀揣一封举报信。
这封信出自他自己之手。几个月前，报纸高调宣传“穷棒子社”的“钢铁意志”，他深入采访，原想弄出一部中国版《被开垦的处女地》。可越贴近人物，越发现典型背后并非全然光辉。反差之大，让他决心把疑问交给组织。
回到1940年代，王国藩还是个抗战烽火中辗转求生的“二地主”少爷。父亲早逝后，他靠赶集贩米维系家业。1941年，日军进村，王在维持会里做办事员，暗里却给八路军通风报信，由此入党。新中国成立时，他因家底被错划“没落地主”，党籍一度冻结。

转机出现在1952年。老战友赵涌兴回乡任县委书记，查清旧案，将他平反。彼时合作化正方兴未艾，王国藩带头把祖屋典当，凑出两头瘦牛，拉上二十来户赤贫农民，凑合起“穷棒子社”。社员上山砍柴、刮松脂、换来种子与铁犁，硬是在盐碱坡上刨出第一畦绿豆，县报大书特书。
1955年秋，毛主席在天津农业展上看到“穷棒子社”展板，连声称赞。第二年，王国藩被请进北京参加全国群英会，胸前的大红花晃得他头晕。他从未住过这么气派的招待所，也第一次品到冬日里的香蕉。荣誉滚滚而来，悄悄改变着他的心态。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紧张，许多劳模频频外出报告换口粮，王国藩却守着家乡。有人夸他清贫自守，也有人察觉到他悄悄给自家小院添了几头肉猪。古建滋跟拍时，偶听老人嘟囔：“王社长如今说话都底气不一样喽。”

真正的麻烦出现在1961年春。盖西铺村公社招待所要拆旧房，四根粗杉木按废料处理。王国藩与驻村干事李某等三人以六十元购得木料，请木匠锯成棺材板，转手卖得二百一十元。每人分了五十多元，还约好“莫声张”。
“这木头来路正吗？”古建滋在院里随口一句。王国藩愣了愣，回道：“公社不要的破料，咱帮着处理，也算省事吧。”短短对话泄了底。作家夜宿窑洞，铺纸疾书，把所闻所见写成报告寄往石家庄，又私下送到赵涌兴案头。

赵书记骑上那辆老二八，直接赶往专区。地委不敢拍板，层报华北局。彼时中央正为如何处置“带病典型”而争论：一边强调反腐，一边又担心伤了群众情绪。李雪峰主持会议，摊开文件：百元以下可教育处理，千元以上必须法办。王国藩分得五十多元，勉强落在“教育”一档。
官方结论很快下达：责令退赃，留党查看两年，摘去劳模桂冠，但保留基本社干待遇。处分文件仅在县团以上干部会上宣读，报纸只用了几十字，旋即转入其他版面。对外宣传里，“穷棒子社”仍是勤劳致富的象征，王国藩的名字却逐渐被淡化。
有人说处理得轻，理由是那年头五十元能买两石半细粮；也有人觉得合情合理，毕竟他过去的贡献摆在那里。村里老社员回忆：“王社长那阵子蔫了半年，后来还是天天赶车下地，人没散，社也没垮。”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成为各地讨论“模范监督机制”的案例。县里随后给所有基层合作社立了账簿公示制度，收支每月贴墙头，谁都能看。这个简单办法，比任何口号都来得管用。
半个世纪过去，王国藩当年的棺材板换来的五十元，如今折算不过一顿聚餐的钱，却在1961年搅动了从乡间到北京的神经。典型的光环与人的欲望在那一刻短兵相接，留下了一份不大却意味深长的卷宗，也提醒后来者：榜样可以树，监督不可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