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家中遭窃，珍藏茅台酒被偷后，周恩来开玩笑说要送他两瓶弥补损失！
1953年深秋，志愿军归国庆功宴上，一位魁梧军长把茶杯里的酒一饮而尽，席间战友忍不住调侃：“老许，你这是在喝茶还是喝酒？”他哈哈一笑，把搁在膝头的军帽往后一抛：“装酒的器皿不重要，痛快才要紧！”这句顺口而出的豪言，正是许世友对酒的态度缩影。若干年后，一瓶茅台的去与留，再次映照了这位“酒神将军”的刚直与真性情。
时间拨到1967年10月。国庆阅兵结束后，许世友连夜飞回南京。飞机落地，他没有先回指挥部，而是让警卫直接开车进家属院。房门刚开，他径直推向储藏室，却见原本摆得整整齐齐的酒柜空空如也，十数瓶茅台不翼而飞。尴尬的是，屋里其余贵重物品原封未动，偏偏酒瓶被一扫而空。有人说那一刻他脸色比冬夜还冷，警卫急忙去报公安，许世友却只丢下一句：“查！把我的好酒弄回来。”短促、决绝，听得士兵心里直打鼓。

要理解他的恼火，还得追溯到少年时代。河南新县的山路蜿蜒，他跟随师父习拳，师父腰间常挂一只葫芦，练拳间隙便抿上一口黄酒。耳濡目染，他早早学会用酒驱寒、提劲。据乡邻回忆，十七八岁时的许世友，常背一壶自酿高粱酒赶集，遇到拳友，就地比划两下，输者请酒，赢者仍要痛饮。这股子江湖气，后来被他带进了军营。
进入红军后，部队纪律严格，明令禁酒。可长征路上风雪交加，战士冻得打颤，许世友悄悄把水壶灌成白酒，一路上兜头猛喝。连长本想处罚，看到队伍士气跟着高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草地时，大家口渴无水，他把酒递过去，兄弟们就着青稞干嚼，咽下一口烈火，竟觉得暖意从胃里直冲脚底。从那以后，“酒壶军长”的外号不胫而走。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口味也随时代升级。1952年贵州勾调出第一批新式酱香酒，许世友在西南边陲开会时初尝茅台，入口浓烈，回味甘冽，当即拍案：“此酒，痛快！”自此只认茅台。他在南京的家里专设藏酒柜，每次出差归来第一件事便查看存量，缺一瓶也要立即补齐。珍稀程度，就像书法家对名帖那般珍惜。
而1967年的失窃，对他而言不只是几瓶酒的损失，更像一种尊严被人当面挑衅。他当即给北京挂电话，语气沉闷：“我的茅台让贼顺走了。”电话那头的周恩来停顿片刻，传来轻笑：“酒没了可以再有，人可别气到。”两人简单寒暄，电话便挂。隔了几日，周恩来工作间隙顺道来宁，随身带着浅黄色牛皮纸包，里头两瓶茅台闪着温润光泽。他把酒轻轻放到桌上：“补给，别再让它跑了。”许世友站起身，只憋出一句：“这回我守到底。”

夺回的不是酒，是情面，也是战友情深。值得一提的是，茅台当时已被定为国宴用酒，流通配额紧张，周恩来亲手相赠，背后是一份重视。此后许世友逢宴先开那两瓶中的一瓶，每次倒酒必提一句：“总理送的。”有时候年轻军官好奇多看两眼，他立刻收回：“能看，别多说。”
然而嗜酒的代价渐渐显现。1985年春，他在上海体检，被确诊为肝癌晚期。院方一纸限酒令下达，他嘴上答应，转身便把果汁盒灌进白酒。护士劝阻，他摆摆手：“我这身子，就是靠酒撑到今天。”病情恶化时，医生无奈把病房里所有带盖容器换成透明玻璃杯，仍拦不住他偷饮。夏末，他在病床上交代后事：“回湖北故土，找个向阳坡，茅台陪我。”当年十月安葬，棺旁两瓶茅台随行。此后每逢清明，总有老兵带酒前去，喝一口，洒一口，仿佛仍与首长并肩行军。

有人问：许世友喝酒那么凶，为何仍能指挥若定？答案并不神秘。军中对个人长短历来有一条隐形衡量：只要打仗过硬，瑕不掩瑜。饮酒，既是他的习惯，也是凝聚部下的一种方式。在紧张的战事与晦暗的年代里，一壶烈酒让战士感到温度，也让将领敞开胸怀。组织没有一刀切，而在底线之外留了余地，这份弹性保住了人才，也成就了许世友的豪迈传奇。
盗贼至今没有被正式公开身份，那夜丢失的十多瓶茅台也再未现世。失而复得的，却是信任和情谊。物品有价，情义无价。许世友的故事证明，战场之外，人与酒、与物、与情，往往织成另一条暗线，牵动着一代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