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张少松担任西藏军区政委时，收到一封赞扬批评作风可贵的来信，令人深思
1986年7月，纳木错湖面吹来刺骨寒风，一架军用直升机在湖畔短暂降落，机艙门刚一打开，张少松就被战士们簇拥着走向一间帆布帐篷。外人只看到他简短询问物资到位情况，却不知道三个月前，一封直插要害的来信才刚让这位西藏军区政委经历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考验。
时针拨回到3月27日。边防第二区通讯总站余文金等六名士兵联名寄来长信，措辞犀利，直言伙房已成危房，“雨水从瓦缝往下倾，炉火一旺，草顶就冒烟”，同时质疑经费调拨慢，三年无人过问。信件同时抄送《解放军报》，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记不留情面的“公开质询”。不少干部私下替张少松捏汗，可张少松只是把信折好，淡淡一句：“人命关天，快办。”
当天傍晚，他召集工办、后勤、基建等部门，直接拍板：新建食堂与宿舍共六百平方米，缺口资金由军区机动费先行垫付，下月破土动工。会后，他亲自回信：“批评得对，愿再多挑错。”短短几十字，既无官腔，也无火气，让基层顿感“原来上面真有人听”。

敢这么处置，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49年冬，17岁的张少松就从湖南酃县踏雪入伍。剿匪广西，他在密林里带路；进军西藏，他翻越唐古拉，风雪里替伤员背枪；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他在仓央嘉措故里指挥宣传队，战后荣立三等功；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他已是团政委，前沿阵地巡回动员时被弹片击伤。层层淬火，使他对“命更贵”这三个字有切肤之感。
家世也给了他别样的政治敏锐。祖父张克振年轻时挑煤谋生，却投入太平军；父亲张秉义早年留学日本，后在北大读书，抗战期间任冯玉祥部政治部宣传科长，新中国成立后投身民革，1955年病逝。家风里浸着理想与担当，而同乡张经武1949年率先进藏的往事，更像一面旗帜悬在他心头——那是守边、建藏的执念。

上任伊始的另一件小事，也透露出他的行事逻辑。沙际宽是防空团干部，妻子患重度骨髓炎，高原缺医，急需转送成都。刚接任政委不到一个月，张少松获悉后立刻批示：“飞机必须配合，家属同军人一样要紧。”第二天清晨，军航专机飞抵拉萨，将病人送往成都军区总医院。办完此事，他在机关常委会上提出：从今往后，凡边防一线官兵家属就医机票优先，机关自留率不得超三成。会议室里一片安静，随后掌声零星响起。有人小声感慨：“这条新规，戳到点子上了。”
他的行胜于言，不单对军人，对群众亦然。1983年秋，他陪同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侯书军检阅布达拉宫维护工程。下山途中，一名四岁藏族男童失足滑向陡壁，众人惊呼。张少松反应比身边卫兵还快，一个俯冲将孩子拉住，自己却沿石阶滚落数米，手臂骨折。孩子父母扑上来含泪道谢，一句“金珠玛米，扎西德勒”在游客间传开。

进入八十年代，中共中央要求精简机构、压缩军费。西藏军区边远分散，营房、通信、给养样样缺口大，官兵偶尔有怨言在所难免。可余文金等人的“冒犯”，若碰上心理承受力差的领导，很可能被扣顶“无组织无纪律”大帽子。张少松却明白：让士兵闭嘴，比犯错更危险。为此，他在军区例会上提出“三级恳谈日”——连、团、师依次开门纳谏，政工干部无条件记录、回复。半年后，监察处汇总发现，基层申诉数量减少三成，但解决率翻番。战士们说话的门畅了，牢骚反倒少了。
《解放军报》编辑也被张少松的批示惊到，专门打电话求证。“报社同志，你们先登我的批示吧，处理进度慢了就是我的责任。”电话那头，他语速不快，却句句掷地。次年初，崭新的营房在雪域高原竣工，边防饭菜第一次离开铁皮棚，热气在白墙间腾起。
从班排到军级的几十年，张少松留下的履历表上满是时间节点：1952年被评三等功，1960年入党，1978年任师政治部主任，1985年8月接任西藏军区政委。可对许多战士而言，最难忘的不是那些条条框框，而是一位年过半百仍能扛起氧气瓶登隘口勘察的老人，和那句质朴回信——“批评得对”。

真实的领导力常体现在对人命、对冷暖、对基层声音的在意。1986年的那封信，只是众多细节之一，却足以说明：在海拔四千米的兵营里，制度的温度与高原的温度一样不可或缺。有了这层底色，西藏军区随后几年顺利完成整编、营房建设、边贸通道开设等一系列任务。
后来，余文金退伍返乡，向乡亲讲起高原岁月时总会提到那位政委：“他把一张信纸，当成了冲锋号。”这句话在湘西山里流传开来，成为当地青年再次背起行囊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