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日前 巴西劳工监察高官因坚持保留比亚迪在劳工滥用黑名单，遭官方免职，事件进一步激化卢拉政府与劳工监察群体的对立矛盾。涉事官员路易斯·费利佩·布兰达奥·德梅洛，因违抗劳工部长马里尼奥要求剔除比亚迪名单的命令被解雇。

2026年4月6日前后，比亚迪被纳入名单；4月9日，巴西劳工法院发出临时禁令，要求在最终裁决出来前先将其移出；4月13日，巴西劳动监察负责人路易斯·费利佩·布兰达奥·德梅洛正式被免职。
几天之内，名单、法院、官员去留接连翻转，这事就不再是企业新闻，而成了制度新闻。争议之所以敏感，在于2024年的案情本身并不轻。
涉案的不是普通用工瑕疵，而是163名中国工人在巴伊亚州工地被发现处于巴西官方所称“类似奴役劳动”的状态：护照被收走，大部分工资被要求汇回中国，还要缴近900美元押金，住宿条件也被认定为有辱人格。这样的细节一旦公开，舆论几乎不可能把它只当成承包商失误。
更麻烦的是，巴西这份名单从来不是装点门面的行政表格。它每六个月更新一次，被列入后不仅会带来名誉损伤，还会影响企业获得部分银行信贷的能力；在全球供应链治理里，它本身就是一种公开惩戒工具。

也正因为如此，谁该上榜、谁能暂缓、谁被移出，背后从来都不只是法律技术，而是实打实的产业利益分配。比亚迪偏偏又不是一个可以被轻轻放过的普通案例。
巴西是其中国之外最大的市场，卡马萨里工厂所在园区还是福特退出后留下的工业地标。比亚迪今年2月还公开表示，要在2026年底前把本地零部件占比推到50%，首期投资达55亿雷亚尔，并最终带动约2万个岗位。
对巴西政府来说，这既是新能源制造样板，也是就业和再工业化招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一个政府越把某个项目当成政绩样板，就越容易在执法问题上产生“先稳投资、后谈原则”的冲动。路透社披露，马里尼奥曾要求德梅洛先别把比亚迪放进名单，而且没有给出技术性理由；更早之前，他也曾因干预类似名单审查而引发争议。

若这种逻辑坐实，外界看到的就不是保护就业，而是行政权开始选择性改写监管后果。当然，事情也没有简单到一句“巴西袒护外资”就能解释。
法院之所以发出禁令，核心就在责任主体仍有争议：比亚迪坚持称，自己此前并不知道违规情况，真正签署问题合同的是承包商；而法官也认为，把比亚迪直接视作这些工人的实际雇主，至少在现阶段仍可能存在法律争议。所以这不是铁板一块的定案，而是一场尚未结束的责任重估。
但即便如此，风向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