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用人原则，一是忠诚，二是出身，三是外表，第四才是能力。

这是国民党军界内部公开的秘密，也是刻在蒋介石骨子里的偏执。他将军队视为维持个人权力的私产。选拔高级将领，第一道门槛是绝对服从。第二道门槛是籍贯与履历，浙江同乡优先，黄埔军校毕业生最受青睐。第三道门槛是长相，要求仪表堂堂、军容严整。至于排兵布阵的实战指挥能力，被他排在最末位。

这种极其主观的用人标尺，造就了国民党军队扭曲的生态。能力平庸、擅长逢迎之辈，凭着一纸黄埔文凭和顺从的态度身居高位。打仗勇猛、战术精湛的将领，若不是黄埔出身，或者相貌不合蒋介石胃口，只能在边缘地带充当高级炮灰。1948年爆发的淮海战役，将这一致命顽疾暴露无遗。

1948年秋，国共双方重兵集结。中原大决战在徐蚌战场拉开帷幕。国民党军投入八十万大军。徐州地处四战之地，是南京政府最后的战略屏障。谁来统帅这支庞大的重兵集团？当时军界公认，唯有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能担此重任。白崇禧实战经验极其丰富，战术手段机动灵活，人称“小诸葛”。

可是白崇禧推辞了。因为他知道，哪怕担任了总指挥，他也指挥不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当然，蒋介石当时也未必是真心的。因为白崇禧是桂系核心人物，非黄埔嫡系。蒋介石一生忌惮地方派系拥兵自重，更不相信白崇禧的忠诚。他也不肯把八十万精锐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外人。反复权衡后，蒋介石将徐州剿总司令的帅印交给了刘峙。刘峙是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教官，对蒋介石言听计从，绝对忠心。但他完全没有大兵团战略决战的指挥能力。

任命一出，国民党军界哗然。前方将领私下嘲讽：“徐州是南京的大门。不派一员猛虎把守，也该派一条恶狗，怎么派了一头猪来？”刘峙走马上任。他毫无战略眼光，沿着陇海铁路摆出一个首尾不能相顾的“一字长蛇阵”。几十万大军被一字排开，兵力严重分散。

11月，战斗打响。解放军迅速穿插分割。国民党第七兵团被死死围困在碾庄。兵团司令黄百韬出身直鲁联军，非黄埔嫡系，长相也毫无威仪。但他打仗极其悍勇。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提拔之恩，他在碾庄死战不退，拼光了所有家底。蒋介石急令徐州主力全力驰援碾庄。

救援部队中，有黄埔一期的邱清泉，有黄埔嫡系的李弥。这些深得蒋介石信任、履历光鲜的“天子门生”，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在救援路上消极怠工。重兵集团在距离碾庄近在咫尺的地方踟蹰不前。黄百韬苦战十余日，望眼欲穿，最终全军覆没，拔枪自尽。能力最强的杂牌将领，成了嫡系见死不救的牺牲品。

与黄百韬拼死血战形成绝妙讽刺的，是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孙元良是黄埔一期生，相貌极其英俊，极讨蒋介石欢心。早在北伐时期，他就曾临阵脱逃，却因外表出众和黄埔出身被蒋介石赦免。到了淮海战场，杜聿明集团三十万人被围困在陈官庄。孙元良故技重施。

包围圈越来越紧。孙元良切断与总部的通讯，下令部队自行突围。他脱下笔挺的将军服，换上老百姓的破棉袄。他扔下几万名部下，化装成农民，孤身一人潜逃出包围圈。蒋介石最看重的外表和忠诚，在生死存亡的炮火面前，化为了最可耻的背叛。嫡系精锐陷入群龙无首的绝境。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彻底落幕。国民党军精锐丧失殆尽。蒋介石的用人原则，结出了最苦涩的毒果。重用忠诚的庸才，排挤有能力的干将。迷信出身制造了派系倾轧，看重外表却纵容了懦夫逃遁。这种无视军事规律的权力游戏，最终将国民党政权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