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南京各大监狱里关着上千名政治犯，保密局的处决方案已经拟好，就等国民党政权最后崩盘那一刻动手"清狱"。谁也没想到，一个国民党自己的司法官员，在地下党的策动下，硬是把李宗仁的签字给搞到了手——一纸释放令，抢在屠刀落下之前，救出了全国上万人。

这事儿得从一个女人说起。

1946年春天，一个戴着墨镜、打扮成阔太太模样的女人悄悄潜入南京。她叫陈修良，39岁，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受中央华中分局派遣，出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在她之前，南京地下党已经被国民党破坏了9次，8位市委书记先后牺牲，最短的一任只干了7个月就被杀害。

南京是什么地方？国民党的首都，配备了8000名职业特务，蒋介石亲口说这是"铁桶一样的城市"。陈修良就带着5个人，在这个铁桶里重建了整个地下党组织。她的公开身份是"张太太"，平时出入上流社会场所打麻将、串门子，暗地里却在国民党的三军、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里统统安插了地下党员。

到1948年底，南京地下党的情报网已经渗透到了替蒋介石接线的机要部门。保密局准备抓谁的黑名单，陈修良基本上都能提前拿到。有一次，地下党发现敌人盯上了上海局领导人刘长胜，情报当天就传了出去，刘长胜连夜撤离，躲过一劫。

1948年夏天到1949年初，南京搞了两次大逮捕，一百多人被抓进监狱，好几个学生党员被判了重刑。加上全国各地监狱里关着的大批政治犯，数量非常庞大。陈修良和副书记刘峰分析形势，得出一个判断——国民党政权一旦垮台，这些人全都活不了。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里后来发生的大屠杀，证明这个判断完全正确。

怎么救？硬闯监狱不现实，劫狱更是找死。陈修良把目光盯上了一个人——杨兆龙。

杨兆龙是国民党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后来升任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这个人有个特点：为人正派，在法律界名望很高。更关键的是，杨兆龙的妻姐沙溯因的妹妹沙轶因，恰好是南京地下党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成员。

陈修良抓住了这条线。她找到沙轶因，让姐妹俩一起对杨兆龙发起"攻势"。杨兆龙不傻，眼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也在给自己留后路。经过反复试探，杨兆龙提出要跟地下党的"主要负责者"当面谈一次。

陈修良派出副书记刘峰，由策反系统成员白河陪同，跟杨兆龙谈了整整一个通宵。晓以大义之后，杨兆龙下定决心——弃暗投明。

接下来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李宗仁跟蒋介石有矛盾，想跟共产党和谈，正在找台阶下。杨兆龙看准了这个时机，跑到广州面见李宗仁，以"取信于民、有利和谈"为理由，劝李宗仁释放全国政治犯。

与此同时，李宗仁也放出话来，想跟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直接谈判。陈修良派人转了一句话过去："地方党书记无权谈这个问题，但希望李代总统释放全国在押政治犯，以表示和平诚意。"
这句话说得很妙——既没有给李宗仁谈判的借口，又把"释放政治犯"这件事顶到了台面上，让李宗仁没有退路。

李宗仁算了一笔账：蒋介石欠共产党的血债，自己没必要替他背着。不如卖个顺水人情，将来共产党也会领这份情。1949年4月5日，李宗仁签发了释放全国在押政治犯的命令。

杨兆龙拿到命令后，马上制定执行方案。4月9日起，南京各监狱的铁门陆续打开，大批政治犯走出了牢房，其中有大量共产党干部。这些人一出来就迅速跟党组织接上了头。

时间卡得有多紧？4月20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准备来一次"清狱"——把监狱里剩下的人全部处决。结果特务们赶到监狱一看，十室九空，人早就放完了。

前后就差了11天。

这道释放令的效力不只限于南京。杨兆龙以最高检察署的名义，把执行方案推向了全国。据统计，全国范围内总共释放了约一万余人。这一万多条命，就是在屠刀落下之前，被一个地下党女书记、一个国民党司法官、一个想给自己留退路的代总统，三个人联手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当然，不是所有地方都这么幸运。重庆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密局执行了蒋介石的密令，从1949年9月到11月底，分批屠杀了300多名政治犯，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一·二七大屠杀"。这说明陈修良当初的判断完全正确——再晚一步，南京的监狱也会变成屠宰场。

陈修良领导的南京地下党，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干了三年，策反了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空军B-24轰炸机起义，获取了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等大量绝密情报，营救了上万名政治犯，还在南京解放前夕保住了下关火车站和火车轮渡栈桥这两条命脉通道。从1946年到1949年，南京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一次都没有被敌人破坏过。

这些隐蔽战线上的英雄，很多人到死都没有公开过自己的身份。陈修良本人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1998年，91岁的陈修良在上海去世。

历史不该遗忘这些名字。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用智慧和勇气，把一万多条命从死亡线上抢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