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对停泊于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由此爆发。这场列强争霸的主战场不幸位于中国东北，致使东北民众深陷灾难，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伤亡惨重。
令人痛心的是，对于这场发生在自家国土上的战争，清政府却在战端开启后不久，宣布日俄两国“均系友邦”，采取了屈辱的“局外中立”政策，从主人沦为看客。然而，历史表明，在宣布中立前，清政府内部并非没有异议。如张之洞等大臣曾力主“联日拒俄”，寄望与日本共同抗俄。最终，因国力孱弱、兵力匮乏，无力参战，加之日本为确保战后独享战果，通过外交施压要求清政府中立，清政府才无奈选择了这一立场。
即便如此，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的实际作为却明显偏向日本。战争伊始，曾任北洋军教官的日本驻华副武官青木宣纯即会晤袁世凯，提议由北洋军抽调军官，与日方共同组建情报机构并招募东北地方武装力量，以刺探俄军情报，协助日军作战。袁世凯随即从北洋军中精选数十名军官参与其中。这些军官在日俄战争期间为日军情报工作效力卓著，多人因此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勋章，其中便有后来成为直系军阀首领的吴佩孚。此外，部分东北地方官员在战时协助日军采购粮食，甚至清军自身也向日本提供了炸药等军需物资。清政府的倾向性可谓昭然若揭。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清政府奉行的却是“联俄拒日”的外交方针，意图借俄国之力遏制日本对东北的觊觎。张之洞甚至提出割让西北以换取俄国支持。短短十年间，清政府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逆转，根源在于东北亚局势的剧变。
甲午战后，日本不仅强占台湾，更欲攫取辽东半岛。最终因俄国联合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被迫放弃辽东。俄国此举绝非出于道义，实为自身对中国东北怀有野心，不容日本染指。然而，清廷上下误以为俄国善意相助，加之日本的侵略野心令其深为忌惮，“联俄拒日”遂成主流。清政府随后不仅与俄国签订针对日本的《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更允准俄国借地修筑贯穿东北的西伯利亚铁路支线（东清铁路），双方俨然结成盟友。
然而，庚子事变爆发，俄国一面派兵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一面以“平息拳乱、护路”为名，单独调遣十余万大军入侵中国东北，强占大片领土。即使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仍拒不撤军，甚至试图贿赂谈判代表李鸿章，以求长期驻军东北。至此，清政府方如梦初醒，惊觉俄国野心较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鸿章深知清廷无力单独抗俄，遂私下将俄方条件透露给英国与日本。
英国本就担忧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立即对俄发出警告。而日本因“三国干涉还辽”一事耿耿于怀，加之其对东北亦有图谋，故明确表示必要时愿出兵助清驱俄。日本的“援手”令尚未从俄国“帮助”教训中醒悟的清政府感激涕零，对日态度随之转变。日本也意识到，一个友好中立或倾向日本的清政府在对抗俄国时对其有利，故此后加强对清廷外交攻势，鼓吹“亚洲人联合对抗西方列强”。
在此背景下，清日关系迅速走近，“联俄拒日”终被“联日拒俄”取代。因此，清政府于日俄战争中采取亲日立场实非偶然。这亦是李鸿章一贯主张的“以夷制夷”策略的具体实践。
然而，日本发动日俄战争的根本目的，仅在于与俄国争夺远东霸权。战后，俄国对东北的侵占虽被迫中止，但日本在攫取南满铁路及旅顺港等俄国权益后，侵吞东北的步伐急剧加速。清政府实乃前门拒虎（俄），后门进狼（日），最多仅得一时喘息之机。
此种结局，根源在于清政府自身实力积弱。“以夷制夷”终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策‌。历史证明，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终究须凭自身实力，倚仗他国实属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