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正为红军前途发愁，俘虏吴人鉴主动站出来，后来成了开国中将。

那会儿是1930年底，第一次反“围剿”刚打完。龙冈那片山沟沟里，红军缴获了不少好东西，可毛主席一点都笑不出来。为啥？蒋介石的“围剿”一波接一波，红军打游击跑得快，可消息太慢了。靠侦察兵两条腿送信，等情报到了，敌人早变了阵势。部队缺地图、缺电台、缺懂技术的人，连敌军调到哪儿了都得靠猜。毛主席蹲在祠堂门口，抽着烟袋子，眉头拧成个疙瘩——这仗再这么打下去，光靠勇猛迟早要吃大亏。

就在这时候，战俘营里有个瘦高个儿站出来了。这人叫吴人鉴，国民党张辉瓒师部的无线电通讯员，刚从黄埔军校的通信班毕业没多久。他主动对红军干部说：“我会摆弄电台，还能教你们用。”旁边几个俘虏直拽他衣角，意思是你疯了吧？给红军干活儿，回头老蒋知道了还不得杀头？吴人鉴没理他们，他心里门儿清：在国民党那边当个小兵，上头克扣军饷，打仗光让士兵送死，长官跑得比谁都快。可红军这边呢？抓了俘虏不打不骂，愿意留下的管饭，想走的发路费。他亲眼看见红军的军官跟士兵吃一样的南瓜汤，睡一样的稻草铺。

这事儿报到毛主席那儿，毛主席眼睛一下子亮了。亲自找吴人鉴谈话，问他叫什么、多大、会不会修机器。吴人鉴说：“我叫吴人鉴，江苏武进人，今年21。”毛主席一拍大腿：“好！你愿意留下来，就是红军自己人。名字要不要改一个？干我们这行，有时候得隐蔽身份。”吴人鉴想了想，说：“那就改叫王诤吧。”毛主席笑了：“王诤，这名字好，像咱们红军的嗓门，响亮！”

说实话，这事儿搁现在很多人可能觉得稀松平常，不就一个技术兵嘛。可在当时，那真是天大的转折。红军里头大多是泥腿子出身，打仗不怕死，可看见电台那堆旋钮和电线，跟看天书似的。有的战士还嘀咕：“这玩意儿嘀嘀嗒嗒的，能比大刀片子管用？”更有人怀疑：一个俘虏，万一偷偷给敌人发报怎么办？毛主席力排众议，把缴获的那部半残废电台交给他，还专门调了几个识字的小鬼跟着学。

王诤没让大伙儿失望。他把那部电台拆了装、装了拆，缺零件就用铁丝和竹片代替。没电池，他跑去废品堆里翻出旧电池，灌上盐水凑合用。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开打前，国民党军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调兵，王诤耳朵贴着耳机，突然听见敌军电台里明语呼叫：“我们明天早晨从富田出发，向东固推进。”他把这情报一报上去，毛主席和朱老总连夜部署，在敌人必经的山沟里布下口袋阵。那一仗，红军以少胜多，干净利落。

说实话，这里面有个很残酷的道理，很多人不愿意听：历史往往是被几个关键节点的“意外”改写的。王诤要是不主动站出来，或者毛主席当时多犹豫一下，红军的通信建设至少得晚好几年，反“围剿”能不能赢都两说。可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俘虏，一个21岁的年轻人，在命运岔路口做出了选择。他后来当了红军通信兵的第一任队长，长征路上架天线、修机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开国中将，还主管过国家电子工业。

回过头看，吴人鉴变成王诤，不只是改了个名字。一个人从旧军队走出来，找到真正值得卖命的队伍，那股子劲儿能把整个队伍的技术短板给补上。毛主席当初发愁，愁的不是打不赢眼前这一仗，愁的是没有人才，红军走不远。一个俘虏站出来，解决了大问题，这不光是运气，更说明一个道理：一个队伍想翻身，光会打仗不够，还得会识人、敢用人，尤其敢用那些从“敌人”那边跑过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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