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钱钟书追求燕大校花赵萝蕤，赵萝蕤根本没看上，而是喜欢当时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原因非常简单又实际——长得好看。


1932年的北平，秋意总是来得早。


燕京大学的未名湖畔，残荷听雨，青石板路被秋雨浸得发亮。


十九岁的赵萝蕤抱着一摞英文书从图书馆走出来，浅灰色旗袍的下摆扫过湿润的台阶。


她微微蹙眉，并非为课业所扰，而是不远处那道紧随不舍的目光，来自清华的才子钱钟书。


彼时的北平学界，才子佳人如星河璀璨，而赵萝蕤却是银河边最亮的那一颗。


她是燕京大学教务长赵紫宸的独女，七岁习英语，十岁弹钢琴，从初一跳级至高二，十六岁入燕大，二十岁毕业即被清华研究院破格录取。


即便德语考了零分，只因英语试卷上的才华惊动了阅卷先生。


戴望舒正是在这时登门，请这位刚及笄之年的少女翻译T.S.艾略特的《荒原》。


她伏案三月，译稿付梓时，文坛震动。


钱钟书那年二十四岁，已从清华毕业留校。


他穿一件藏青色长衫，走路时习惯微仰着头。


他在清华园以狂傲闻名，却唯独在赵萝蕤面前收敛了锋芒。


几次在图书馆偶遇，他递去的纸条上写满俏皮警句，她却只淡淡瞥一眼，将纸片夹进厚重的《牛津诗选》里，再无下文。


真正让她停驻目光的，是在1932年的一个春日午后。


陈梦家穿着半旧的蓝布长衫，坐在赵家客厅的藤椅上，阳光穿过窗棂，将他侧脸照得轮廓分明。


他正与赵紫宸谈论《尚书》里的古文字，赵萝蕤端茶进来时，恰看见他仰头大笑的瞬间。


双眼皮褶皱里盛着光，鼻梁挺直如刀削。


她忽然想起《诗经》里那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陈梦家那时一文不名，他出身寒微，十六岁写诗，十九岁出版诗集，与闻一多、徐志摩并称“新月派四子”，却在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弃律师业不顾，执意来燕京读古文字研究生。


他借住在赵家客房，每月靠稿费勉强糊口。


赵紫宸很快察觉女儿眼神的游移，先是断她零用钱，又将她锁在房内三日。


赵萝蕤不哭不闹，第四日清晨，她隔着门对父亲说：“您若再关我，我便绝食。”


他们最终在1935年春订婚，没有宴席，只请几位同窗在燕园未名湖畔散步。


次年1月，两人在燕大一间办公室里成婚。


抗战爆发后，他们随学校南迁。


昆明铁皮屋顶的教室里，陈梦家讲授《尚书》，赵萝蕤在隔壁农校的泥坯房里翻译美国现代诗。


按规定夫妻不得同校任教，她自愿卸下教职，在龙头村租了间土坯房。


清晨五点起身劈柴，灶膛火光照亮她被烟熏红的眼角。


上午挑水浇菜，裤脚沾满红泥。


下午喂鸡缝补，针尖三次扎进指尖。


唯有傍晚丈夫归来时，她会从灶台边的柳条筐里抽出一本英文原版书，就着油灯读几页，书页边缘已被油烟熏黄。


1944年赴美讲学，是命运转暗前的最后一缕金光。


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讲台上，陈梦家展示殷墟甲骨拓片时，赵萝蕤正在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归国后的风暴远比想象凶猛。


1957年，陈梦家因反对文字改革被划为右派。


赵萝蕤被勒令在北大西语系会议室作检讨，她站着听完所有指控，始终昂着头。


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在被批斗的第十六天夜里，吞服大量安眠药后割腕。


赵萝蕤被押去现场时，只看见水泥地上用粉笔圈出的痕迹，和一滩被秋雨泡发的暗红。


此后三十年，她住在北京东厂胡同的一间平房里。


屋内只有一张铁架床、一张三屉桌、两把椅子。


冬日水管冻裂，她用搪瓷缸接融化的冰水喝。


夏日暴雨淹屋，她把书籍一摞摞垫在砖头上。


书架上始终摆着艾略特签名的那本《荒原》，书脊用牛皮纸仔细修补过。


七十一岁那年，北大恢复她的教职，她立刻投入惠特曼《草叶集》的翻译。


每天工作十六小时，老花镜滑到鼻尖就用胶布缠住镜腿。


1991年，芝加哥大学在建校百年之际授予她专业成就奖。


领奖台上，她穿一件深蓝色中式罩衫，用英语致辞时仍带着苏州口音的韵律。


1998年元旦，八十六岁的赵萝蕤在四合院后院离世。


整理遗物时，人们在床垫下发现一叠泛黄的纸片，是陈梦家一九四四年在美国写给她的信，每封开头都写着“我的萝蕤”。


窗外老槐树的枯枝在风中轻响，像七十年前燕园里，那个年轻人叩击藤椅的节奏。


主要信源：（文汇报——书买来之后,有的认真读了,有的一点没碰,赵萝蕤同样如此|刘铮
青瞳视角——著名翻译家赵萝蕤:翻译“荒原”上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