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泽东视察路过安庆，忽然想到这是陈独秀的家乡，便向当地领导问起了他孩子，在得知其现状后，毛泽东立即批了四个字。这四个字便是给予关怀。
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出现了一个我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景：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老子当选不出奇，但两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能进中央核心层，这绝非靠拼爹。这对兄弟俩绝无半点躲在总书记父亲光环下的“大少爷”娇气，他们完全是靠着在刀尖上舔血的革命斗争，一拳一脚硬生生闯成了党内的骨干力量。
这两兄弟的童年，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父亲终日在外搞革命，还天天被清政府通缉，极少回家。兄弟俩只能跟着慈爱的母亲在安庆老家相依为命。1913年，陈独秀讨伐袁世凯失败，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在安徽大肆抄家搜捕，扬言要对陈家“斩草除根”。幸亏好心的街坊邻居拼死掩护，这对半大孩子才侥幸从虎口逃生。这种遭遇要是搁在一般孩子身上，估计早就留下心理阴影了。可这两兄弟骨子里自带一种极其刚烈的基因，他们逃出来后，咬着牙对母亲发誓，一定要找反动军阀报仇。
后来到了上海，陈独秀对这两个儿子的教育方式，简直“残酷”到了极点。为了磨炼他们的意志，这位北大文科学长，每个月居然只给兄弟俩10块钱生活费。交完学费，连吃顿饱饭都成奢望。这兄弟俩硬是咬牙扛了下来，被迫半工半读。白天去外面做苦工，晚上就睡在冰冷的地板上。没钱买菜，就啃粗粮饼子喝生水；夏天没有蚊帐，冬天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一件单薄的夹衣硬扛一年四季。这俩人饿得面黄肌瘦，却愣是没向父亲低头要过一分钱。这种吃苦的本事，为他们后来在极端恶劣环境下开展地下工作，打下了最硬的底盘。
1919年底，兄弟俩在华法教育学会资助下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在那边，日子更是艰难，天天拿硬面包蘸着酱油充饥。不过，物质的极度匮乏反倒成了精神升华的催化剂。在法国，他们结识了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这批同样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兄弟俩正式扔掉了早年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死心塌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到1922年，他们已经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核心负责人。
国共合作时期，陈延年奉命回国，跑到广州去接替周恩来当区委书记。那时的广州鱼龙混杂，可这位高级干部的画风，简直让人惊掉下巴。他整天穿着一套油渍斑斑、袖口破烂的粗哔叽学生装，成天泡在工棚里和苦力们打成一片，甚至还经常光着膀子替黄包车夫拉车。国民党那边的吴稚晖当时就吐槽：“陈延年简直就是个黄包车夫！”在陈延年眼里，共产党人就得扎根在最底层的泥土里。他的住处只有十几平米，一张破桌子、一把藤椅。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却乐呵呵地给周恩来和邓颖超当了主婚人。
这父子三人的关系也特有意思。在工作交流中，他们完全不讲究什么传统做派，来往信件里一律互称“同志”。这哪里是父子，分明就是在一个战壕里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亦师亦友，地位平等。
历史的车轮很快碾到了1927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血腥的一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惨遭屠杀，上海滩顿时血流成河。陈延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机关就设在最危险的上海。当时武汉的汪精卫尚未叛变，形势相对安全，但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为了党的工作，毅然决然地“逆行”扎进了上海滩这个绞肉机。
果然，6月26日，由于叛徒出卖，陈延年在主持会议时被捕。国民党反动派一听抓到了陈延年，高兴得都快疯了。那个曾经当过兄弟俩“导师”、后来彻底变节的吴稚晖更是欣喜若狂，立马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信，大骂陈延年“恶过乃父百倍”，催促赶紧杀人灭口。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陈延年守口如瓶。1927年7月4日，龙华刑场。刽子手把他五花大绑押下车，喝令他跪下。陈延年一身正气，怒视敌人，立如青松，高呼着“共产党万岁！”。刽子手硬把他按倒在地，可只要手一松，他立马就弹起来，铁骨铮铮地抛出那句震碎历史名言：“共产党员只有站着死，没有跪着生！”这帮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无计可施，竟一拥而上，活生生将年仅29岁的陈延年乱刀砍死。
这种惨烈，外人根本不忍多想。然而，命运对陈家的摧残还远未结束。
陈延年牺牲后，弟弟陈乔年踏着哥哥未干的血迹，再次来到依然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不到一年，又是叛徒告密，陈乔年也被捕了。起初党组织安排人顶替，可惜没能成功。审讯他的人，正是当初杀害他哥哥的刽子手杨虎。面对同样的皮鞭和酷刑，陈乔年被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醒来后，同志们心疼他，他却云淡风轻地笑笑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
1928年6月6日，还是那个龙华刑场。年仅26岁的陈乔年被押到这里。牺牲前，他看着难过的战友，留下了一句让后人至今听来依然泪崩的遗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