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周扒皮"的军旅作家高玉宝，被周家后人戳脊梁骨责骂，到底谁的错

一份被虫蛀出小洞的手稿，躺在军事博物馆的玻璃柜里。

泛黄的纸张上，圆圈、树木、针线的符号密密麻麻，凑成了20多万字。这是1951年的产物，出自一个没念过一个月书的士兵之手。

他叫高玉宝，创造了“周扒皮”。

这个名字，让一个姓氏的后人至今抬不起头。

事情要从2019年说起。

高玉宝去世的消息没掀起多大水花，倒是他生前留下的一句话被翻了出来：“周扒皮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说这话的人，是个叫孟令骞的记者。

他自称是周春富的后代。

周春富，辽宁瓦房店人，和高玉宝是老乡。1955年出版的《高玉宝》里，有个半夜学鸡叫、逼长工干活的地主，叫周扒皮。

这个形象一问世就炸了。

火遍大江南北自不必说，还漂洋过海，成了剥削者的代名词。课本收录，报告宣讲，高玉宝本人做了五千多场报告，听众多达五百万。

罗荣桓元帅亲自拍板定下了书名。

政治背书一加持，“周扒皮”的符号化进程骤然加速。土改刚结束不久，阶级斗争还是主旋律，这种二元对立的故事，简直是天然的宣传弹药。

可副作用也来了。

周家后人走到哪儿都被人戳脊梁骨。孟令骞憋了几十年，终于把话撂到了桌面上：“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写作，这是给我老祖宗泼脏水！”

他不是无理取闹。

生物学上，公鸡根本不会因为受惊吓而半夜打鸣。“半夜鸡叫”在科学层面就是闹剧。更重要的是，周家发迹史的档案里，找不到高玉宝笔下那些恶行的铁证。

这让事情变得微妙起来。

高玉宝在世时接受过采访，说得很坦白：他选周春富当原型，纯粹是因为同姓、又是富农，正合适做创作的“包装”。书里那些事，不是给某个人画像，而是画一群人。

换句话说，“周地主”是那个病态社会的集合体，不是某个人的传记。

但对孟令骞而言，道理归道理，屈辱是另一回事。几代人的名声被一个文学形象拖累，换谁都得炸。

更吊诡的是高玉宝本人。

1927年出生在瓦房店的小土屋里，8岁就给地主放牛，15岁当劳工，17岁学木工，前半辈子全泡在苦水里。1947年参军时，他满打满算只读过一个月书。

看信如同看天书，急得他蹲在地上用树枝比划。

1949年行军到长沙郊区，他动了写书的念头。没桌子，拿膝盖凑。不会写的字，用符号顶上。跟着大部队从湖南打到广西，怀里死死揣着稿纸，骑马送信摔下山坡，爬起来继续赶路。

累到吐血，笔没松过手。

有回卡在某个字上，正巧吴克华司令骑马经过。高玉宝不认识他是谁，上去就拦路：首长，这个字怎么写？司令下马，一笔一划教他，还拍着他肩膀让他好好写。

这事后来传遍了四野。

1962年从人民大学毕业后，他本可以留在北京，却主动申请回大连矿山，和工人们一起流汗。

一个文盲士兵，发明了符号写作系统，成长为作家，最后拒绝特权。

这是他的弧光。

但也是他制造的悖论：当“周扒皮”过于成功，它就脱离了他的掌控，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他晚年再怎么澄清，声音都淹没在那个名字的余波里。

2019年，高玉宝走完了92年的人生。

那场持续几十年的口水仗，随着他的离世彻底沉寂。可孟令骞的愤怒、读者的困惑、周春富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事实，都不会因此消失。

文学形象的宿命就是这样。

它一旦诞生，就不再属于作者。高玉宝想画的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剥削锁链，公众记住的却是周扒皮这张脸。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账本，而是无数张面孔叠加在一起的模样。高玉宝画出了他的苦难，孟令骞守护着祖先的名誉，两种诉求放在同一个时代里碰撞，炸出一地鸡毛。

参考信息：大连图书馆.(2008-12-23).周春富与“半夜鸡叫”的文学原型。
中国军网.(2020-01-17).战士本色——忆作家高玉宝。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