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苏浙边区游击纵队乔装改扮秘密渗透敌后，因叛徒出卖，在上海江湾陷入重围，伤亡惨重，这是激战后被俘的20几名战士。

主要信源：（搜狐网——1948年，苏浙游击队在上海登陆，从被俘到遇害的全过程，让人痛心）

1948年2月，农历新年刚过不久，上海郊区奉贤的一所监狱外，气氛格外肃杀。

一群被俘的战士排成一列，他们大多衣衫褴褛，很多人头上裹着渗血的绷带，赤着脚站在冰冷的土地上。

就在几天前，他们还是苏浙边区游击纵队的成员，怀揣着深入敌后、开辟新战场的使命，从苏北乘船悄然南下。

如今，他们身陷囹圄，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结局。

这支部队的领导者是司令员丁锡山和副司令员兼政委汤景延。

他们的任务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上海周边和浙东山区，重新点燃武装斗争的火焰，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正面战场。

丁锡山和汤景延都是富有经验的革命者。

丁锡山是上海奉贤本地人，对周边地形和情况非常熟悉，他早年的经历颇为曲折，曾自发组织抗日武装。

后来还在汪伪部队中待过，但最终认清道路，加入了革命阵营，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汤景延则是一位老红军干部，长期在华中军区工作，以勇敢和机智著称。

他有一段著名的经历，就是曾在1943年受组织指派假意“投敌”，潜入日伪内部，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情报和物资，后来成功率部返回，被誉为“汤团行动”。

1948年初，上级决定组建这支精干的游击纵队，正是看中了他们二人的胆识和对当地情况的了解。

这支队伍规模不大，最初只有六十多人，但被赋予了师级番号，可见上级的重视和期望。

他们的装备比较简陋，主要是步枪和少量轻机枪。

1948年2月9日，他们从苏北大丰港附近出发，乘坐几条渔船，借着夜色掩护，偷渡长江口。

他们的计划是在上海南部的奉贤、金山一带登陆，然后迅速转入青浦、松江的水网地带。

再向浙东山区挺进，与当地可能存在的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建立游击根据地。

2月13日凌晨，船只抵达预定登陆点附近，位于奉贤钱桥镇西南方向的石桥头一带。

这里河港交错，芦苇茂密，本是理想的隐蔽登陆场。

但是，战士们刚刚上岸，还没来得及疏散，四周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他们遭遇了早有准备的国民党地方保安部队、自卫队和正规军的联合伏击。

原来，他们的行动计划在出发前就被泄露了。

队伍中出了一个叛徒，名叫徐顺庆。

此人革命意志不坚定，贪图钱财，将队伍出发的时间、路线和登陆地点等核心机密，出卖给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部门。

敌人在此布下了重兵，以逸待劳。

游击纵队陷入了绝对的劣势。

战斗异常激烈，丁锡山、汤景延指挥战士们利用河岸、堤坝和房屋进行顽强抵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但敌人数量众多，火力凶猛，包围圈越缩越小。

从凌晨一直打到下午，纵队伤亡惨重，弹药也即将耗尽。

在最后的突围战中，司令员丁锡山身先士卒，不幸中弹牺牲。

包括汤景延在内的四十多名战士，或因负伤，或因弹尽粮绝，最终被俘。

仅有极少数人侥幸脱险。

被俘的战士们被押往奉贤监狱关押。

国民党当局如获至宝，为了宣扬“剿匪”战绩，他们找来记者拍照，将这些伤痕累累、坚贞不屈的战士的形象登在了报纸上，作为向南京邀功的证明。

照片上的战士们虽然处境悲惨，但很多人目光坚定，互相搀扶，显示出非凡的气节。

在监狱中，敌人对他们进行了严酷的审讯，企图获取华中解放区和上海地下党的情报。

特别是对汤景延，敌人知道他地位重要，软硬兼施，用尽了各种手段。

但汤景延和战友们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屈服。

国民党当局决定对这些被俘的游击队员处以极刑，以此震慑革命力量。

1948年2月底至3月初，这四十多名被俘的游击队员，被分批押解到奉贤等地，惨遭杀害，英勇就义。

汤景延被单独押往上海市区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继续遭受折磨。

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1948年5月14日，汤景延在上海慷慨就义。

就义前，他坦然无畏，保持了革命者的尊严。

而那个可耻的叛徒徐顺庆，用战友的鲜血换来了国民党赏赐的金钱，一度过上了地主般的生活。

但他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1949年5月，上海迎来解放。

不久之后，徐顺庆就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

1950年8月，经公审，徐顺庆被依法判处死刑，在奉贤被执行枪决，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历史最终做出了公正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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