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贺子珍终于来到北京，与毛主席拍下最后一张“合影”！


贺子珍出身江西永新，父亲贺焕文是当地乡绅，读书人脾气，不太讲女子该怎样，反倒爱给女儿讲花木兰，耳朵里从小灌进一句话，不服气就去闯。
哥哥贺敏学带她走上革命路。

一九二五年，她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回永新，歼灭驻永新的孙传芳部，她跟着群众去迎，回家就把长发一剪，进了永新农民自卫队。

贺敏学任副总指挥，她盯着哥哥的驳壳枪不撒手，学打枪、拆枪，悟性好，队伍缺装备，她却常在腰间挂两把手枪，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大革命失败后，她参加永新暴动。
国民党第八二四团在团长祝容枝率领下反攻，她拔出双枪迎上去，被叫成双枪女将。敌我差距太大，队伍上井冈山投袁文才、王佐。王佐听说她的名声，当场把配枪送她当见面礼。井冈山的日子硬，大家遇到坎儿就喊贺大姐。

毛主席到井冈山后，被她这股倔劲吸引，在袁文才牵线下，两人成婚。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贺子珍陪毛主席九年，还为他生下五个孩子。长征里她受过伤，身体透支得厉害。

红军到延安后，她难以再扛高强度工作。
毛主席让她做相对轻松的秘书，算体贴；她偏不这么想，觉得被看轻，想独立做事，又想补文化，申请进抗大学习，身体拖后腿，学业中断。

延安知识分子多了，差距一照，她心里更急。
家里也不太平，毛主席事务缠身，相处时间被挤掉，误会越攒越厚，鸡毛蒜皮也能吵成硬仗。毛主席曾自嘲两人像铁和钢，碰一下叮当响，话听着俏皮，底下全是硬脾气。

一九三七年，贺子珍执意离开延安去上海取出体内残留弹片，计划从西安乘机。

临行前又因误会大吵，她提出离婚，警卫员劝不住，她抄起纸用钢笔写从此诀别，力道大得几乎划破纸。那时毛主席正在参加洛川会议，没能当面拦。
事后他仍觉遗憾，说自己有百分之五十责任，得知她到西安，毛主席亲自致电林伯渠，请他劝返。

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去不成，贺子珍滞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转而决定去苏联。
一九三八年动身，经兰州、迪化等地前往莫斯科。毛主席不死心，沿途托人劝，钱希均、谢觉哉、王定国、陈正人、彭儒等轮番上门，都没把她劝回。

谢觉哉被称延安五老，劝她夫妻近十年别赌气，她只回不回。
钱希均提醒延安女青年多，她答得干脆，爱就爱到天涯海角，不爱天天在身边也没用。去苏联的路上，车站一站换一站，风沙扑脸，行李越背越沉，她嘴上不回头，心里也未必不疼。
只是那口气顶着，不肯低。

冬天有干部去西安，毛主席托带棉被给她，又写了许多信，叙述说都没回音。
她在莫斯科冷静后寄回照片想挽回，回信却把称呼改成子珍同志，并写明以后只是同事。

新中国成立前后，她的处境一直别扭。
叙述写她因身份特殊，难以去北京见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她回国，与李敏在哈尔滨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母女乘车赴北京，火车到天津被康生派人拦下，只得南下上海投奔贺敏学。
到上海后她找陈毅，说想为组织做事，经华东局同意，出任杭州市妇联主任。

她在杭州任职后，日子算有了落点，心里那根线却没断。
每逢想得厉害，就把旧照片摊在桌上，手指在相纸边缘来回摩挲，像怕一松手，人就散了。

毛主席晚年曾说过一句话，被叙述反复提起，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这句评价落在旁人耳里很重，落在她那里更像一声迟到的回响。

李敏假期探望母亲，常做信使，毛主席也托她带稿费。
贺子珍后来因身体原因搬到南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与贺子珍时隔二十二年再见，谈了两个小时，内容不详，只留下她离开别墅时神情凝重的画面。

之后再未相见。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她从收音机得知毛主席逝世，痛哭，病情加重，申请赴京参加追悼会未获批准。

一九七九年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邓小平批示同意。
九月某日，她在李敏和孔令华陪同下入内，被告知须肃静。一九七九年进纪念堂那段路也不好走。门口人提醒得很硬，站姿、步子、眼神都得收住，连咳嗽都像犯规。

她走得慢，鞋底蹭在地面，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偏偏心跳响得厉害。
她说那是最后一个愿望，只想亲眼看一眼。她用手帕掩面落泪，临走在汉白玉雕像前合影，成最后合影。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

邓小平指示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中央领导送花圈，同室还有朱德、彭德怀、董必武、陈毅、陈赓、廖承志等。
四月二十五日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告别仪式，党旗覆盖遗体，当日下午骨灰由专机送北京，李敏将骨灰盒安放一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