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孙科，1949年拒绝跟随蒋介石去台湾，蒋介石在日记里怒骂他是“阿斗”，并说“说孙科这个人，不仅卖党而且卖国，是总理的不孝子孙！”那么，这些年孙科去了哪里，最后结局如何呢？”


一九七三年秋，台北登出讣告：孙科，八十二岁，病逝。
这人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做过两任行政院院长。翻蒋介石日记，会看到几句火气极大的批语，说他是“阿斗”，又说他“不仅卖党而且卖国，是总理不孝子孙”。
从出身说，他起步很高。
年轻时被送去美国读书，一九一六年回国，进广东大元帅府，当孙中山身边秘书。
国民政府建立后，一九二二年前后，他先后担任广州特别市市长、国民政府委员、广州市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一九三一年，他第一次被推上行政院院长的位置，正遇财政危机，不到一个月就下台。
一九四八年又出任行政院院长，这一回也只多撑了两个月多点。与父亲那种胸襟手笔相比，他明显差一截，在政坛只能算中等。
他也并非只会吃家世这碗饭。
身边不少人承认，他有自己的政治打算，提过偏实用的主张，对蒋介石独裁的那一套说过不中听的话。抗战胜利后，他代表国民党同中共谈判，希望从谈判桌上求一个和平、稍微讲点民主的局面。
局势转向内战，他又站回蒋介石一边，把自己重新绑在旧阵营。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连战连捷，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许多高层开始琢磨退路。
摆在孙科面前，大致三条：顺势投向新政权；跟着蒋介石退到台湾；远走海外，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他选的是第三条。
一九四九年三月，他辞去行政院院长，去了香港。
对外说“稍事修养”，心里清楚，香港不上不下，方便“看风向”。那时，他生母卢慕贞住在澳门，他到港不久，把母亲接来香港，一面照料，一面也让退场显得自然些。
没过多久，台湾那边的压力追过来。
一九五〇年，他收到一封由台湾寄来的信，口气强硬，规定期限，让他去台湾报到，不去就取消党籍。
他自称“天生的国民党员”，对党籍并不当儿戏。
同年四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宣布，撤销他的中央常委职务，相当于当众把门关上。
这一步没把他逼回台湾，反倒让他更打定主意不再过去。
台湾一头关门，中共一头递来橄榄枝，希望接触，他始终没有表态。回大陆，他心里有顾虑；去台湾，他预感只会成出气筒，人就这样悬着。
偏在这个时候，多年前的一段感情纠纷又追到了香港。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他认识交际花严蔼娟，把她带到南京，挂名私人秘书，实际是情人，两人同住四年，没有登记成婚。后来他在上海社交场上又结识名媛蓝妮，两人很快走到一起，严蔼娟被冷落。他迎娶蓝妮做二夫人时，严蔼娟已经身怀六甲。
不久，她生下女儿孙穗芳，母女生活拮据，他给过一笔钱，却始终没把责任真心接在身上。
等到他搬到香港，严蔼娟再找上门，为女儿索要抚养费。
他不肯见人，也不愿再掏钱。她一生气，把他告上香港法庭，提出一笔不小的抚养费。几轮调解都谈不拢，这场官司拖得他心力交瘁，在香港也越来越待不下去。
政治上不敢押注，生活上被旧账咬着，他只好再挪一次窝，转向法国。
对外解释，是为了治病、休养。新中国方面，把他列入“国民党头等战犯”的名单，他不愿也不敢轻易回来。
台湾那边，他口头认“自己人”，蒋介石心里始终记着他的摇摆。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盘算借美国之力“反攻大陆”，他在香港听到消息，还起过去台湾效力的念头，结果被挡在门外。
大陆、台湾两边都靠不上，去法国带着明显的无奈。
到了法国，还有老友出手。傅秉常替他办手续，又在法国乡下买了栋房子，让他和妻子能安稳落脚。周围是农田小镇，离政治风浪远，他在这里歇下，盘算着再往美国走。一九五二年底，他从法国动身，到了美国。
到美国后，并没有出现什么翻身机会。
在国内那些年，他官做得不小，真正攒下的钱却不多，这趟出国，路费是卖房凑出来的。
到了美国，他和妻子没有固定收入，每个月全靠儿女接济。住的是木板搭的简易小屋，风大一点，屋子吱吱作响，仿佛随时要散架。
陈淑英给这房子起了个外号，叫“火柴盒房子”。
日子紧，他也只能认下。没有旧日排场，没有仆役伺候，买菜做饭、修修补补，都得自己动手。他和子女在乡下小屋里守着一份简单的天伦。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漂在外头十多年后，他带着妻子陈淑英、长子孙治平和儿媳，一起回到台湾。那时他满头白发，被安排到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当高级咨议，后来又坐上考试院长的位置，更像给老资格留个座。一
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这位在蒋介石日记里被骂得不轻的“孙中山之子”在台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