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钟伟病重，黄克诚去看望他，问：“你老家没什么人了吧？”钟伟说：“我儿子儿媳，还有孙子孙女，都在老家种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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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将军晚年生病在北京的医院休养。

老战友来探望时，注意到一个细节。

这位老革命连把轮椅都没让医院配备。

问起来，他只是淡淡表示，自己能走动就不必添麻烦，更没必要因为自己曾是医院领导的上级就开这个口。

在他心里，个人的小事，不能拿去消耗公家的资源。

后来，黄克诚来看他。

聊起家常，自然问到了老家还有什么人。

钟伟回答得很平静，说儿子、儿媳，还有几个孙子孙女，都在农村老家，靠种地生活。

黄克诚听后，一时没说话，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竖起了大拇指。

在那个年代，身居高位却让直系亲属全部留在农村自食其力，这份选择和坚持，让见惯了世面的老战友也由衷佩服。

对自己家里人，钟伟的严格是出了名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接到老家平江的一封信，说他一个堂弟偷了别人的牛，被法院判了五年。

写信的人或许觉得，这位大人物总该为自家人说句话。

谁知钟伟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这种行为既损害群众利益，又给家庭抹黑。

他非但没说情，反而直接联系当地，要求依法严办。

最后，他那堂弟的刑期从五年变成了七年。

这件事传开，老家再也没人敢打他的旗号谋求特殊照顾了。

对自己的孩子，他同样不讲情面。

大儿子钟赉良曾以为父亲功成名就，自己总能得到些照顾，便开口希望安排个工作。

钟伟直接回绝，说他就是个种田的料，不能搞特殊。

大儿子从此扎根农村，再没提过任何要求。

大儿媳跟着丈夫在老家生活，住在祖传的百年老屋里，房子早已破旧不堪，但他们默默守着。

为了补贴家用，这位将军的长媳，还时常在集市摆摊卖自己种的菜，周围的乡亲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身份。

长孙钟新生的经历也很类似。

他在部队表现很好，领导打算让他长期留下。

年轻人高兴地写信告诉爷爷，等来的却是钟伟写给部队的信，要求让孙子复员回家，说“锄头扽得稳，作田是根本”。

于是钟新生离开部队，回到老家，先种地，后学了木匠手艺，靠劳动吃饭。

他后来明白，爷爷是怕他们依赖祖辈，丢了安身立命的根本。

孙辈里，只有孙女钟水霞后来成了公办教师。

但她这份工作，跟爷爷的“关系”毫无瓜葛。

她高中毕业后去北京，想请爷爷帮忙找工作。

钟伟听后很不高兴，严肃地告诉她，走后门是可耻的，鼓励她回去靠自己，考不上学就安心种田。

他说，要是人人都不想种地，大家吃什么？

水霞住了三个月，见爷爷毫不松口，便死了心，回家发奋读书，最终靠自己考上师范学校。

收到喜讯，钟伟高兴极了，回信夸她“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他看来，这才是子孙该走的正道。

有意思的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钟伟反而考虑更多。

有一次，老家县委写信给他，说有一个“国家粮”的招工指标，问他打算给哪个亲属。

钟伟想了想，说把这个指标给长期照顾他生活的保姆。

他认为，这是对他人劳动的正常回馈，但动用权力为血亲谋取公共资源，那是原则问题。

钟伟自己的一生，就是一部奋斗史。

他早年投身革命，从红军时期到抗战、解放战争，打了无数硬仗，身上留下五十三处伤疤。

在战场上，他以敢打敢拼、善抓战机闻名，是位让敌人头疼的猛将。

但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生活却简单朴素到了极点。

他对身后事的安排，简单得让人动容。

病重时，他留下遗嘱。

死后不补发薪金，不欠账。

自己仅有的电视机和冰箱，作为党费上交。

不搞追悼和告别仪式，骨灰撒在家乡平江的天岳书院。

那是他当年参加起义的地方。

这份遗嘱，子孙后代每人保存了一份。

他留下的实物遗产，少得可怜。

亲人整理遗物时，只找到一个旧木箱，箱子盖上还贴着半中文半日文的标签，显然是战争年代的战利品。

箱子里只有一条旧绒裤和一件背心。

这就是一位开国将军的全部家当。

这个箱子装着他的清贫，也装着他一生的清白。

在湖南平江，钟伟将军的故居隐在楼房之间，低矮破旧。

昔日的十余间老屋早已倒塌，只剩一座门楼和一间堆杂物的泥砖房。

他的长媳和孙辈们，依然生活在附近。

他们每月领取一些补助，日子过得简单，从不向当地提任何额外要求。

长孙常说，爷爷这辈子，最讲政策，最恨搞特殊、争名利、做坏事。

这几句话，成了钟家的家训。

主要信源：（平江县人民政府——开国将军钟伟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