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做到了三个坚定不准：
不准新中国领土主权再被外国人侵犯！
不准新中国干部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
不准新中国再出现收入不均贫富悬殊！


一九七六年六月，中南海“游泳池”边的小屋里灯光压得很低。
毛主席躺在木床上，盖着一条薄毯，说几句就得停一停，嗓子发干。那天，他提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提到“盖棺定论”，算是一句自我小结。
紧接着，把一辈子合成两件事，一件是同蒋介石斗争，把人逼到几个海岛上，八年抗战把日本人赶回去，一件是那场把全国卷进去的运动。说完却不收尾，反而叹口气，说这两件事都没完，要后人接着办，嘴里绕来绕去，又落回那几个海岛、台湾和统一。
往前推到一九五四年七月，这根弦早就绷着。
日内瓦会议刚散，他给周恩来发电，说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不妥当，再拖要犯大错误。同一年，美国和台湾签《共同防御条约》，蒋介石腰杆一硬，飞机往内地乱飞，撒传单、丢特务，还炸福州、扰江浙，把东南沿海当探底线的地方。
一九五六年七月，香港记者曹聚仁来到北京，两岸都熟，毛主席把他叫来谈台湾。
提到回归后的日子，他说水里的鱼有水土，毛儿盖的鱼离开那片水不行，意思很明白，可以照自己的样子过，只要认祖国。
谈到蒋介石，他又算账，说蒋要是同美国的“连理枝”拆开，回头同大陆联起来，根还在中国，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三民主义，军队也不用急着裁。
周恩来后来把这些想法概括成“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是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自己作主，经费不足中央补，社会改革放缓协商，两边不派人去搅对方内部。
主权一条压在最上头，其余都留出回旋。
他看蒋，也不只是仇人那两个字。一回省委书记会，他认真盘算，台湾是蒋当总统合适，还是胡适、陈诚合适，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蒋稳一点。
国际场合见到了可以不去，岛上的总统让他干着。
他还说，十年二十年，总要变，给他饭吃，留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
话说到这儿，又提醒身边人，历史上不该全盘否定的东西不能一口气砸光，砸狠了，迟早砸在自己头上。
一九五八年，中东局势吃紧，毛主席在北戴河拍板，福建前线准备炮轰金门。
八月二十三日，万炮齐发，金门岛笼在烟雾里。
十月六日，一份以彭德怀名义发出的文告送到台、澎、金、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把这些年飞机乱飞、撒传单、丢特务、炸福州的事列了一遍，又写清原则：台、澎、金、马是中国的地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份和美国签的军事协定中国不承认，总有一天美国会撒手。
末尾劝对岸坐下来谈，争取和平解决。
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他顺口提到，他和蒋在一点上算同路人，两边都不认“两个中国”，嘴上谁也不会说放弃武力。
西藏那边，是同一盘棋。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签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消息传到北京，他说“办了个大事”，紧接着又压住劲，说这只是第一步。
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一小撮分裂分子在外国势力支持下闹叛乱，他主张坚决平叛，明说这是中国内政，别人不好指手画脚。对达赖，他仍然留了口子，说人回来，全国人大照样可以选他当副委员长，同班禅一样，来不来自己挑。
中印边境，他先把刀收进鞘。
中央军委按他的意见立规矩，中国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二十公里内不巡逻，三十公里内不开枪，不平叛，不打猎，不爆破，不演习，相当于在雪山前画了一条“别轻举妄动”的线。
印度政府把这种克制作软弱，尼赫鲁以为中国对西藏叛乱没办法，以为北京在不少问题上有求于他，边境上的脚步越迈越深。
最后，中国军队奉命自卫还击，把越线的部队赶出中国境内，用子弹把那条线重新描了一遍。
一九五九年国庆前夕，赫鲁晓夫来北京，礼数不少，话里火气不小。
他在会谈里替尼赫鲁说话，劝中国体谅这位“中立反帝”的人物，又说为了几块不毛之地闹得紧绷不值当，提到金门
，还埋怨中国炮击前没同苏联打招呼。
陈毅一句句顶回去，说中国对民族主义者是又团结又斗争，不是迁就，中印边境分明是印度进犯，苏联偏着印度，金门是中国的岛，怎么打用不着别人指挥。
毛主席听了一阵，把这些指责又过一遍，只送出一句“右倾机会主义”，这场会谈也就翻篇。
后面几笔，更干脆。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苏联边防军闯进珍宝岛，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主权和领土完整。
一九七四年，当时的南越军队伸手占南沙群岛的岛礁，中国海军接到命令，很快出击，把那片海疆重新护住。把这些年份摊开看，那句“新中国领土主权不准再被外国人侵犯”，已经写在山口、岛礁和公报里。
另外两个“不准”，一头是防着干部借新中国的牌子捞好处，不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一头是盯着贫富，不准再走回一边灯红酒绿、一边饥寒交迫的老路。山河守住是一道关，权力守住底线、百姓守住脸面又是一道关。
他在那张木床上提“盖棺定论”的时候，嘴上没细说，心里那三道不准已经画死，不打算让后来人轻易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