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张学良对杨宇霆说道：“留在府中吃午饭吧。”杨宇霆摆摆手：“我回家吃，吃完再来。”说完转身就走，张学良目光一沉，冲副官一摆手，副官立马心领神会，随即退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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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月10日夜晚，沈阳大帅府内传来几声枪响。

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在老虎厅被处决。

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整个东北军政界，也成为少帅张学良一生中最受争议的决定。

事情要从前一天的一场寿宴说起。

1月5日，杨宇霆为父亲举办寿宴，张学良夫妇亲自前往祝贺。

但是在宴会上，当张学良入场时，在场的官员们反应冷淡。

等到杨宇霆出现时，众人却纷纷起身致意。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张学良深感屈辱，也更加坚定了他要铲除这个政敌的决心。

1月10日下午，矛盾终于爆发。

杨宇霆带着常荫槐来到大帅府，要求张学良签字批准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由常荫槐担任督办。

这一要求表面上是关于铁路管理权的调整，实则暗藏玄机。

当时的东北铁路系统包括中苏合建的中东铁路，如果批准了这个提议，东北的铁路命脉将完全落入杨宇霆派系手中。

面对这一要求，张学良以需要请示南京政府为由婉拒签字。

但杨宇霆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地说："别跟我咬文嚼字，赶紧签字！"

双方不欢而散时，杨宇霆抛下一句"我们回家吃饭，晚上再来取结果"。

便与常荫槐扬长而去。这种傲慢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时年28岁的张学良。

自一年前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后，张学良接手东北军政大权。

但资历深厚的杨宇霆始终以长辈自居。

杨宇霆经常公开表示对少帅的不满，曾当面训斥张学良："老帅在世时，你可不敢这样！"

更让张学良难以忍受的是，杨宇霆在东北易帜问题上与自己持相反立场。

这对正在推动国家统一的张学良形成了巨大阻力。

面对杨宇霆的步步紧逼，张学良陷入了艰难的抉择。

杀，可能引起东北军政界动荡；不杀，自己的权威将受到严重挑战。

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学良采取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做决定，抛银元。

他取出一枚银元，对妻子于凤至说："如果银元正面朝上，就处决杨常二人；如果反面朝上，就留他们性命。"

令人惊讶的是，银元连续抛掷三次都是正面朝上。

于凤至建议试试反面，结果又抛了三次，全都是反面。

这个结果让张学良下定了决心，他认为这是天意如此。

当晚，张学良命令警务处长高纪毅在老虎厅布下埋伏。

当杨宇霆和常荫槐晚间再次来到大帅府时，被卫兵当场逮捕。

高纪毅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立即处决！"

几声枪响后，两位东北军政要员倒在了血泊中。

杨宇霆作为张作霖时期的元老重臣，对东北军政建设有过重要贡献。

他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辅佐张作霖整军经武。

在1918年的"秦皇岛截械事件"中，他成功截获直系军阀冯国璋向日本购买的军火，使奉军实力大增。

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杨宇霆都表现出色，特别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协助张作霖将奉系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

但是，正是这些功绩让杨宇霆日渐骄傲自大。

张作霖去世后，他不仅经常公开批评张学良年轻不懂事，还在各种场合给少帅难堪。

最严重的是，他反对东北易帜，这与张学良推动国家统一的政策背道而驰。

在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典礼上，杨宇霆和常荫槐公然拒绝合影，给张学良造成了极大的难堪。

处决杨常二人后，张学良迅速控制了东北政局。

他立即召开会议宣布既成事实，并于次日发布通电，历数杨宇霆、常荫槐的罪状。

同时，他也做了相应的善后工作，给杨、常两家各送了一万元抚恤金，并亲自写信安抚其在海外留学的子女。

这一事件在东北军政界引起巨大震动。

一方面，它巩固了张学良的领导地位，再无人敢公开挑战其权威。

另一方面，杨宇霆的死亡使东北军失去了一位能干的外交和军事人才。

特别值得深思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前不到三年。

有人推测，如果杨宇霆还在世，以他对日本人的了解和外交手腕，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或阻止日本侵占东北。

晚年张学良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表示这是他一生的憾事。

这个自称唯物主义者的少帅，却用抛银元的方式决定了两人的生死，这其中的矛盾与无奈，令人深思。

那枚决定生死的银元，后来被保存在大帅府的铁柜中，直到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发现。

主要信源：（南开大学新闻网——今晚报：近代天津的足球记忆；中国新闻网——神秘收据:张学良资助政友本党 希望日本更换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