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即将被行刑的“假夫妻”周文雍和陈铁军，提出让刽子手给他们拍张结婚照，并在刑场上举行婚礼。
男的叫周文雍，23岁，当时是广州市委的工委书记，工人运动的领袖。女的叫陈铁军，24岁，两广区委的妇女委员。俩人都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人中龙凤。
1927年，大革命失败，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那会儿搞地下工作，危险到什么程度？你白天出门，可能晚上就回不来了。
为了工作，组织上想了个办法：让周文雍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
他们的“家”，不是温馨的港湾，而是设在敌人心脏里的指挥所。
周文雍和陈铁军，就是这样“住”在了一起。周文雍负责组织工人运动，有一次他带人去汪精卫官邸抗议，被当场打伤逮捕。
陈铁军急疯了。她身为“妻子”，既要表现出担忧，又不能暴露身份。她四处奔走，组织营救。最后还真让她想出个妙计：先让人在监狱里传话，让周文雍假装高烧，说是得了伤寒。然后鼓动狱友起哄，逼得敌人把他送进医院。一到医院，武装小队立马跟上，硬是把人给抢了出来。
他们是同志，更是战友。在那个朝不保夕的环境里，对方是自己唯一的依靠，是能托付生命的人。他们聊的是共同的理想，干的是掉脑袋的事业。这种感情，早就超越了普通男女的风花雪月。
爱，在那个时候，是奢侈品。但信仰，是必需品。
可惜，英雄总被叛徒害。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本该是万家团圆的日子，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在秘密联络点同时被捕。
进了监狱，敌人自然是使出了全套“看家本领”。
先是“软”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你“投诚”，要什么给什么。
周文雍和陈铁军的回应很一致：呸！
然后是“硬”的。老虎凳、辣椒水、烧红的烙铁……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轮番上阵。
俩人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愣是一声没吭。敌人想从他们嘴里掏出半个字，门儿都没有。
敌人黔驴技穷，恼羞成怒，决定判处他们死刑，立即执行。
1928年2月6日，生命的最后一天。
周文雍拖着沉重的镣铐，在牢房的墙壁上，用尽最后的力气写下了一首《绝笔诗》：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写完，他看向了隔壁牢房的陈铁军。
这对为了革命“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对视一笑。他们知道，分别的时刻到了。
就在这时，周文雍向看守提出了那个惊人的要求：“我们要结婚，请帮我们拍一张结婚照。”
敌人大概也是头一回见这种阵仗，竟然同意了。
他们并肩站在牢房的窗前，尽管身上带着伤痕和镣铐，但他们的表情无比坦然、坚定，甚至带着一丝微笑。
“咔嚓”一声，这张照片成了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结婚照”。
随后，他们被押往广州红花岗刑场。
一路走，他们没有低头，反而是昂首阔步。这不是通往死亡的囚车，这是他们的婚车。
到了刑场，陈铁军发表了她人生最后的演说。她对围观的群众大声喊道： “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牲，我们一点也不遗憾！” 她转向周文雍，目光炽热而坚定： “现在，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枪声响起。
那一年，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他们用生命，完成了一场古今中外最悲壮的婚礼。
在那个年代，为了革命而“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者，还有很多。
比如我们熟知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角李白的原型，和他的妻子裘慧英，最初也是组织上安排的“假夫妻”。裘慧英是上海纱厂的女工，被派去掩护李白设立秘密电台。他们在日伪和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朝夕相处，收发着决定战局的绝密电报。最终，这对“假夫妻”也成了并肩战斗的真伴侣。
还有《红岩》里江姐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在江姐之前，彭咏梧的第一任“假夫妻”是他的战友，两人也是在严酷的斗争中建立了家庭。彭咏梧牺牲后，江姐接过了他的工作，最终也被捕牺牲。
他们那一代人，把“家”安在了刀尖上，把爱情融进了信仰里。
他们用最残酷的方式，诠释了最浪漫的爱情。
这种浪漫，是“同志”二字最深刻的含义；这种爱情，是“信仰”二字最坚定的底色。
他们，才是真正的“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