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国民党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被人押往刑场。临刑之际，他突然转身，扯着嗓子喊：“阎锡山，你欠我一个公道！”

喊声落毕，枪声响起。这位曾与日军血战十天十夜的将领，含冤而死，至死未等真相大白。

要讲清此事，需从 1937 年 8 月说起。

彼时，日军攻破张家口，山西告急。阎锡山为保山西地盘，急令李服膺率刚改编的六十一军，速往天镇驻守。

这六十一军，虽称军编制，实际仅一个师兵力。部队刚到天镇，便接到 “死守三天” 的命令。

李服膺见防御阵地尚未修好，未多言语，当晚便组织士兵抢修。最终将盘山、罗家山等要隘，修成坚固防线。

日军进攻强度，超出所有人预料。

四万五千名日军，配三十二架飞机助战。进攻首日，便将四二五团李在溪部的阵地，炸成平地。

四二五团原有一千三百人。此战过后，九个连长中，三人战死，五人受伤。剩余六百余名士兵，仍未撤退，继续与日军死拼。

李服膺在前沿指挥所见此情景，一拍桌子站起，说：“今日便是咱们战死沙场的时候！”

接下来三天，他一直守在盘山指挥。每天仅睡两小时，还亲自调整大炮炮位，指挥炮兵部队，最终击毁七辆日军坦克。

不料，到了第三天，守军弹药将尽，阎锡山又发电报，令其再守三天。

李服膺在指挥部，气得摔了茶杯，说：“这是让将士们白白送命！”

但军中军令最大，他无法违抗，只能咬牙下令：“拆民房，用建材做掩体；若不够，便用牺牲士兵的尸体筑人墙，继续守！”

第四天，日军使用毒气弹。防守盘山的四百团二营营长高保庸，在战斗中阵亡。全团士兵，伤亡超半数。

李服膺冒着毒气，到阵地巡查。见士兵用尿湿的布蒙住口鼻，仍向日军开枪，他眼眶泛红。

坚持至第七天，阎锡山终于发电报，令其 “相机撤退”。

李服膺望着已成火海的天镇城，对参谋长大喊：“给三九九团传令，务必守住天镇满七天！”

三九九团共一千二百余人，在日军重炮攻击下，硬撑七天。最终仅二百余人突围，其余或战死、或受伤。

李服膺率部撤至阳高，才发现所谓 “大同会战”，竟是空城计。大同已无兵防守，日军未费一枪一弹，占领这座战略重镇。

此时，傅作义给李服膺发急电：“速离太和岭口！阎锡山要拿你顶罪！”

但李服膺认为，自己手握阎锡山 “相机撤退” 的电报命令，阎锡山不敢杀他。他未听傅作义劝告，坚持前往太和岭口。

9 月 30 日，李服膺抵达太和岭口。迎接他的，不是阎锡山的接待，而是宪兵队长的枪口 —— 他刚到便被抓捕。

后来军事法庭审判时，阎锡山亲自任审判长。他给李服膺定了两条死罪：一是 “未修好防御工事”，二是 “擅自撤离天镇”。

李服膺听后，当场拍桌站起，从怀里掏出阎锡山此前发的撤退电报，说：“这命令还在我这，何来擅自撤离？”

阎锡山脸色骤变，却强装镇定，说：“你守天镇不力，让日军长驱直入，此罪怎讲？”

次日凌晨，连长康增负责押李服膺去刑场。

行至一山坳，李服膺见此处已备好棺木，才明白自己今日必死。

他背对行刑队，对康增说：“我死后，你告诉弟兄们，别因我这事生怨。”

康增含泪举枪，此时身后突然传来急促马蹄声。

众人回头，见傅作义亲自带骑兵赶来，想救李服膺。但已来不及，阎锡山的侍从，已将白绫套在李服膺颈上。

临刑前，李服膺突然笑三声，说：“阎锡山，你杀我容易，想杀尽天下公道，不可能！”

枪声响起时，他仰头喊出最后一句：“不讲理的阎锡山万岁！”

这句话出口，在场士兵均落泪。

后来，傅作义在日记中写：“李伯川（李服膺字）之死，非死于日军，实死于权谋。此等冤杀，天理难容。”

李服膺牺牲后，其旧部三百余名官兵，联名给南京政府写信，要求彻查真相。

时任军法总监的唐生智，听闻此事后，急电阎锡山，要求将李服膺案移交南京处理。

阎锡山未同意，还连夜派人销毁此前发的撤退电报原件，反诬李服膺 “贪生怕死，不敢作战”。

更令人寒心的是，李服膺的妻子带三个儿子，到太原为夫讨公道，却被拦在阎锡山军营门外，三日未能进入。

这场冤杀，在晋北军中引发震动。

六十一军残部，在雁门关竖起 “为李军长报仇” 的旗帜，此后阎锡山下达的命令，他们均拒绝执行。

直至 1945 年抗战胜利，李服膺冤案仍未平反。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省政协专门派人，多方调查此事来龙去脉。1986 年，李服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冤屈终得昭雪。

如今，原平市兰村，李服膺当年捐建的兰馨高小仍在办学，每日能听到学生读书声。

他的墓碑上，“抗倭名将” 四字，在阳光下光亮夺目，诉说着那段悲壮又令人叹息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