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华关税（“301条款”关税）的部分叫停
案件背景：
特朗普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如强制技术转让）为由，对约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2018年起分四批实施）。部分美国企业提起诉讼，认为政府操作违法。
法院判决理由：
程序违规：2020年9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CIT）在“HMTX Industries等诉美国”案中裁定，特朗普政府对第三批（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违反《行政程序法》（APA）。
具体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未充分给予公众评议机会，也未合理回应企业抗辩意见，属于“任意和武断”的行为。
法院未直接撤销关税，但要求USTR重新走合规程序（后续拜登政府补正了程序，维持了关税）。

2. 对钢铝关税的司法挑战
案件背景：
2018年，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钢铁（25%）和铝（10%）加征全球性关税。多家企业及行业协会起诉。
法院争议焦点：
权力滥用：原告认为“国家安全”理由不成立，钢铝进口主要来自盟友（如加拿大、欧盟），实际目的是保护国内产业，而非真实国家安全威胁。
法律依据：2022年3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国际钢铁协会诉美国”案中，以程序问题驳回诉讼，但未解决232条款的合宪性争议。
部分胜利：2021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另案中裁定，部分企业可申请关税豁免，政府需更透明处理豁免请求。



3. 其他关税政策的司法限制
对土耳其关税案：
2019年，特朗普因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突然将土耳其钢铁关税提高到50%。联邦法院裁定此举超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授权，属于总统权力滥用。

核心法律争议点
1. 总统关税权力的边界：
美国宪法将征税权赋予国会，但国会通过《贸易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授权总统一定关税权力。法院叫停多因总统超越授权范围或程序违规。
2. “国家安全”理由的滥用：
第232条款要求关税与国家安全有“真实关联”，但特朗普将之用于经济保护主义，引发司法质疑。
3. 程序正义问题：
《行政程序法》要求政策制定需经过公告、评议和合理解释，特朗普政府常跳过这些步骤。
后续影响
拜登政府的调整：
拜登基本延续了特朗普对华关税，但修补了部分程序漏洞（如重新公开征求意见），并豁免了少数商品（如医疗用品）。
国会立法限制：
202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232关税改革法案》，要求未来以“国家安全”加征关税需提供更详细证据，防止总统滥用权力。



总结
法院叫停特朗普关税并非否定关税本身，而是因其程序不合法或权力越界。这些判决体现了美国司法系统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但也暴露了贸易政策中“国家安全”概念的模糊性。未来类似关税仍可能面临法律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