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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出了一个石敬瑭,割了燕云十六州,430年被北方蛮族压着打

宋朝农耕和手工业的发达,社会的富庶程度,远超北方蛮族的游牧生活。但落后一直欺负先进,野蛮一直压制着文明,这段汉民族屈辱的

宋朝农耕和手工业的发达,社会的富庶程度,远超北方蛮族的游牧生活。

但落后一直欺负先进,野蛮一直压制着文明,这段汉民族屈辱的历史,诠释了一个道理:落后不一定挨打,但是,没有脊梁骨的民族一定会被打的爬不起来。

公元936年,五代十国的战火煎熬着汉民族。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看着唐朝大军的气势,吓得两股颤抖。于是,担忧自己小命不保的石敬瑭开始向向契丹求援,开出的条件是割让燕云十六州、尊比自己小11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石敬瑭就是被抽走了脊梁骨的哈巴狗。

于是,契丹铁骑出动,为他解围。

这一卖国之举,看似是乱世中一场普通的政治交易,实际上,它像一把锋利的刀,斩断了汉民族的国防命脉。

从此,中原王朝失去了横亘在北方的千年屏障。

从此汉民族在北方蛮族的铁蹄下被动挨打、屈辱求生,而且时间整整长达四百三十年。

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的北方脊梁,丢了它就等于裸奔。

这片土地涵盖了今天的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山西北部的大片区域,核心是幽州(今北京)与云州(今大同),绝非普通的疆域,而是汉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

从地理来看,燕云十六州是天然的军事屏障。燕山山脉、太行山脉横贯其间,长城蜿蜒其中。十六个防御重镇,都是重要的军事节点,形成了一道进可攻、退可守的立体防线。

汉唐盛世时,正是凭借燕云的险要,中原军队才能北击匈奴、突厥,保障北方安定,让农耕文明安稳发展。没有这道屏障,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北方游牧骑兵的战马优势可以发挥到极致,侵略者的铁骑只需一日疾驰,就能直抵黄河岸边,威胁中原腹地。

从经济与资源来看,燕云十六州是农牧结合的宝地。这里既有肥沃的农田,提供充足的粮食财税,又有优质的马场,是战马的核心产地。

汉唐的强盛骑兵,很大程度上依赖燕云的战马资源。同时,燕云地区人口稠密,民风彪悍,既是重要的兵源地,也是边防军的根基所在。

石敬瑭一刀割去燕云十六州,等于直接砍断了中原王朝的“北方脊梁”。从此,中原大地彻底暴露在北方蛮族的视野之下,无险可守,彻底“裸奔”。

四百三十年噩梦:北方蛮族轮番南下,汉民族被动挨打。

宏观上直接地导致宋朝建国就把北方边境定在了黄河,而且整个北宋南宋几百年时间,无时无刻不在北方蛮族的威胁之下。

宋朝的富庶,经济的发达,远超北方蛮族的游牧生活。但落后一直欺负先进,野蛮一直压制着文明,这段汉民族屈辱的历史,诠释了一个道理:落后不一定挨打,没有,没有脊梁骨一定会被打的爬不起来。

还有一个结论,没有石敬瑭贡献出燕云十六州,契丹、辽、蒙古就会被牢牢地挡在燕山以北的蒙古高原,也就没有后来蒙古人建立的元朝。

从938年燕云十六州正式归属契丹,到1368年徐达攻克元大都、燕云重回汉民族手中,这四百三十多年里,汉民族的命运被苦难与屈辱贯穿始终。

契丹铁骑:首开南下劫掠,北宋被迫纳贡

石敬瑭卖国之后,契丹(辽)以燕云十六州为基地和支点,迅速壮大实力。

契丹骑兵越过燕山山脉,长驱直入华北平原,频繁南下劫掠。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深知燕云之失的危害,毕生致力于收复失地,却终其一生未能如愿。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曾发动两次北伐,试图收复燕云。高粱河之战、岐沟关之战,宋军精锐尽丧,不仅没能收复失地,反而彻底失去了战略进攻能力,从此陷入被动防御的劣势之中。

为了换取短暂和平,1004年,北宋与金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金进贡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做岁币。

其实,澶渊之盟之前的宋金大战,宋没有打败仗,相反,金的损失要大于宋。但没有了燕云十六州的屏障,金威胁宋的黄河防线,就像喝口水一样容易。为了边境长期的安稳,宋朝不得不出此下策,用钱帛换取苟安和和平。

岁币看似换来了百年和平,却让汉民族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更埋下了“屈辱求和”的外交基调,民族尊严被不断践踏。

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开封,俘虏宋徽宗、宋钦宗二帝,掠夺大量金银财宝、宫女工匠,史称“靖康之耻”。这是汉民族历史上最惨痛的耻辱之一,北宋就此灭亡。

靖康之耻的根源,正是燕云十六州的失守。北宋军民虽有抵抗之心,却无地利之便,最终难逃覆灭命运。

蒙古铁骑:一统中原,汉民族被迫臣服

金国之后,蒙古族在草原崛起。蒙古铁骑凭借燕云地区的战略优势,不断南下扩张。1279年,崖山海战中,南宋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宋末帝赵昺跳海自尽,南宋灭亡。

此后,蒙古族建立元朝,一统中原,汉民族第一次完全被外族统治。元朝以燕云为核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对汉民族实行残酷的等级制度,民族压迫与剥削贯穿始终。

四百三十多年里,汉民族在契丹、女真、蒙古三大蛮族的轮番冲击下,失去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只能被动承受压迫。

石敬瑭,汉民族第一卖国贼,开尽民族屈辱之先河

石敬瑭的危害,远不止让汉民族失去四百三十年的北方屏障,更在于他开创了“引外族夺权、割地称臣”的恶劣先例,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他本是沙陀族军阀,早年战功赫赫,还娶了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儿,位高权重。后唐末帝李从珂即位后,与石敬瑭矛盾激化,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唐,很快被后唐大军围困。危急关头,他没有选择坚守抵抗,而是向契丹求援,许下割地、称臣、称子的荒唐条件。

就连他的亲信刘知远都劝阻他:“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可石敬瑭为了一己帝位,全然不顾民族利益与个人尊严,甘愿做“儿皇帝”。

清代学者王夫之曾评价:“石敬瑭之罪,浮于安禄山。”安禄山只是叛乱祸国,而石敬瑭是将中原推向数百年战乱与屈辱的始作俑者。

但是石敬瑭的后晋王朝也并未长久。他在位期间,因常年向契丹进贡,国内民怨沸腾,各地叛乱不断。死后,其侄石重贵即位,试图摆脱契丹控制,结果契丹大军南下,后晋灭亡,石氏一族被俘北迁,下场凄惨,可谓恶有恶报。

铭记历史之殇,方能砥砺前行

石敬瑭的卖国之举,是汉民族历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四百三十年的无险可守,四百三十年的被动挨打,四百三十年的民族屈辱,都刻在了石敬瑭的名字上,也刻在了汉民族的集体记忆里。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派徐达、常遇春北伐,攻克元大都,终于收复燕云十六州,终结了四百三十年的北方屏障缺失之痛。

历史早已定论,石敬瑭是千古第一卖国贼。我们铭记这段历史,是为了警醒后人:国土完整、民族尊严不容侵犯,任何为一己私利出卖国家与民族的行为,都将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