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变了！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全球都开始过“中国春节”了

2023年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一间会场里，一份看似“节日安排”的决议文件，被许多代表团认真翻译、逐条推敲。文件的核心内容并不复杂：将农历正月初一，列为联合国假日之一。会场外是冬夜的冷风，会场内却在讨论一个来自东方、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的“年”。

正是这份在第78届联大上通过的决议，让2024年这个龙年春节，多了一层意味。过去，春节是华人社区自己的日子；这一次，它被写进了联合国的正式日程。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发现，亚洲、欧洲、美洲不少城市，在这一年突然“热闹”起来，舞狮队、红灯笼，甚至“新年好”的中文祝福，都在街头出现。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国内不少人却在感叹：“年味儿没有以前那么浓了。”

这种内外反差，并不是简单的“哪边更热闹”，背后牵扯的是文化根基、国家实力、国际规则，几股力量交织在一起，才推动了这次看似“节日安排”的变化。

一、千年“过年”，靠什么撑到了今天

要说春节，很多人脑子里浮现的都是鞭炮声、团圆饭、春联和春晚。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上两三千年，这个节日的面貌要朴素得多。

周代时，农历腊月是祭祀祖先和百神的时节，所谓“腊祭”，其实就是一年收成之后向天地祖宗交账。到了秦汉之间，人们开始在岁末“逐疫驱恶”，家家户户扫除旧物，这算是除夕的雏形。汉代以后，官方历法逐渐稳定，“岁首”的观念固定下来，辞旧迎新的仪式也越来越正规。

再往后，到了唐宋，春节的家庭意味开始加强。唐人讲究元日朝贺，百官上朝拜年，平民则走亲访友。宋代城市商业繁荣，灯市、年市盛行，卖糖、卖花、卖年画的摊子挤满街巷，“过年”不再只是祭祀，而是兼具娱乐与消费。明清两代，贴门神、贴春联、挂灯笼、放爆竹、拜年这些做法基本定型，很多现在熟悉的场景，源头都在那时。

如果把这些零散的习俗串起来，会发现一个很扎眼的主题：团圆。无论是祭祖，还是“合家欢”，本质上都是把一家人，一族人，甚至象征意义上的“国家一家人”，拉到同一张桌子上。这种重视亲情、强调人伦秩序的观念，很明显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历史上又经过反复强化。

也正因为此，春节能撑过朝代更替、战乱饥荒，甚至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政权可以更替，历法可以改革，人们对于“在某个节点，和最熟悉的人坐在一起，吃一顿像样的饭”的期待，却很难被轻易改变。这种情感诉求，并不局限于中国人，放到全世界，都能找到共鸣。

从这个角度看，春节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厚重的传统，另一个是相对普适的情感主题。这为它后来走出去，打下了一个不太显眼但很牢固的基础。

二、从“国门打开”，到年味走出国境

春节真正开始“出国”，是改革开放以后。

1978年以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一步步打开。商品、资本、技术流动起来的同时，人员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华人华侨本身在东南亚、北美、欧洲都有一定规模的社区，这些地方原本就过春节，只是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华人圈内。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先一步抵达世界各地。东南亚小城的超市里，年节前后总会多出来一排红色包装的糖果零食；非洲路边摊上，有人挂起红色纸灯笼吸引客人；欧洲大城市的中超里，腊月里挤满了买年货的留学生和当地顾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其实都是春节文化的“前哨”。

出国工作、留学、旅游的人数增加，也带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春节体验”。有中国年轻人在国外公司里给同事分饺子吃，同事好奇地问：“这也是你们新年的东西？”有人干脆教外国朋友包饺子，“这边捏严，不然下锅就漏了。”一来二去，春节在小范围内变成了一种可以参与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东方某个国家的传统节日”。

更明显的变化，出现在一些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比如泰国、新加坡本就有大量华人，城市里每到农历新年，舞狮队、龙灯队早就是固定节目。改革开放之后，与中国的经贸、旅游联系进一步加深，当地政府与商家也愿意“顺水推舟”。为了吸引中国游客，不少商场会特意在春节期间挂上红灯笼，放中文音乐，甚至安排“新春促销”，把传统节日与现代商业挂在了一起。

有一次，新加坡牛车水一条街，挂满了巨大的灯笼与春字，路边摊主扯着嗓子冲路过的游客喊：“来，试试我们新年特制的年糕！”一位本地店员笑着对同伴说：“每年这个时候，就感觉整条街都变成小中国了。”

可以看出来，经济往来打前站，华人社区作为支点，当地社会的参与慢慢增多，春节就在这种日常而琐碎的交流中悄悄“外溢”。它没有一开始就从联合国的讲台上走下去，而是先从一盘饺子、一串灯笼、一场舞狮走了出来。

三、联合国假日：从民间到“写进制度”

真正让春节从“在海外过”向“写入国际规则”跨一步的，是2023年的那次联合国决议。

202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编号为A/RES/78/16的决议，将农历正月初一列入联合国假日安排。这意味着，在这一日，联合国总部和各主要办事处可以根据需要作出相应的工作调整，让来自使用农历或庆祝农历新年的成员国工作人员，有条件过这个节日。

表面看，这只是多加了一个假日，其实背后有几层含义。

其一，这是联合国层面对农历新年文化意义的正式认可。决议文本中提到了“农历新年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庆祝”“有利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等内容。也就是说，农历新年不再只是某个国家的节日，而是被视作一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现象。

其二，这种认可，是在多边协商基础上形成的共识。提案不是一国独唱，多个亚洲国家共同支持，许多成员国投了赞成票。这种建立在共识上的决议，与其说是谁“输出文化”，不如说是大家都承认一个事实：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节日，已经渗透到多个族群和地区的生活里，联合国应该给它一个制度层面的回应。

其三，这一安排给各国提供了一个“理由”和“舞台”。有一些国家原本就有华人社区、也过农历新年，但节日仅限于民间层面。联合国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假日之后，当地政府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借此推出官方层面的庆祝活动，比如在市政层面挂灯笼、办联欢、发贺词。多了一个“国际背书”，做这些事就更顺理成章。

有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亚洲员工曾打趣说：“以前请假回去过年，跟领导解释半天。现在好办了，直接说‘联合国假日’，谁都懂。”

从民间到联合国文件，从华人圈到多国代表团，这一步跨出去，意味着春节的国际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只是“在海外被庆祝”，而是被写进了国际组织的规则框架中。

四、龙年春节：多国街头的“红色场景”

联合国决议通过后迎来的第一个春节，是2024年的龙年。也正是在这一年，很多平时不太关心国际新闻的人，突然发现“境外过年”的画面多了不少。

亚洲地区，动静最明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华人比例较高的国家，本来就有大规模的春节活动。龙年里，曼谷唐人街的拱门上，多了一行显眼的大字：“Happy Lunar New Year”。街头演员穿着红金色戏服，敲着锣鼓表演舞狮，围观的游客里，当地人、欧美游客、中国游客混在一起，拿手机拍照录视频，听到锣声响起，不少人会自觉往后退一两步，给舞狮腾出地方。

有游客好奇地问摊主：“你们这样庆祝，是因为中国游客多吗？”摊主摆摆手：“这可是我们这边的传统了，不过现在联合国都说这是节日，大家更愿意凑个热闹。”

在新加坡，政府部门在龙年春节前专门发布春节祝福，不少官员在社交平台上用中文给市民拜年，配图则是舞龙舞狮以及家庭团圆的场景。市中心的商场普遍挂起红灯笼和春字，有的还组织“包饺子体验”“写春联工作坊”，开放给任何有兴趣的人参加。

欧洲和北美，春节氛围虽然不如亚洲浓烈，但在大城市已经形成固定活动。巴黎、伦敦、纽约等地的唐人街，每到春节都会举办游行。2024年，龙形花车队伍经过时，队伍边上不只有华人孩子在挥红旗，一些当地学校还组织学生到现场“体验异国文化”。老师指着红灯笼，对学生说：“这代表好运。”

有一段对话颇有代表性。伦敦一所小学的老师问学生：“你们觉得这个节日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金发小男孩想了想，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团圆。”他的发音略微生硬，却足够清晰。

在一些国家，媒体的报道也明显增多。当地电视台会用简短的新闻，解释什么是春联、什么是饺子、为什么会放鞭炮。有记者站在布置好的“新春一条街”前，说：“这里正在庆祝农历新年，这是联合国刚刚承认的节日之一。”

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贴春联放鞭炮”。很多国家出于安全、环保方面的考虑，对烟花爆竹有所限制。于是，红灯笼、纸质春联、舞龙舞狮，以及形式各异的“年夜饭”，成了最常见的元素。一些当地餐厅在春节期间推出“中式套餐”，虽然做出来的饺子、年糕未必地道，但至少愿意在菜单上写出“Chinese New Year Special”这几个字。

有一点值得注意：参与春节活动的人越来越“杂”。除了华人之外，当地居民、外来游客、国际组织工作人员都在其中。有人只是来凑热闹，有人抱着学习心态，有人纯粹是出于好奇。这种“参与式”的节日体验，对一个原本属于某个民族的节日来说，意义不小。

五、国内“年味变了”，和国外“年味正浓”，真的是一对矛盾吗

许多中年以上的人，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小时候过年，从腊月二十几开始就有盼头，家里杀鸡宰鸭，贴春联，放鞭炮，到了除夕晚上，整个村子、小镇都在炸响；现在呢，电商平台一天到晚打折，春节假期变成旅游淡旺季的分界线，年夜饭可以去饭店解决，很多传统仪式被压缩成一顿饭、几条信息。

这种变化确实存在。但如果把视线放长，能发现这并不是春节“失去意义”，而是城市化、生活节奏、技术变化，叠加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时代非常不同。过去过年，要自己买菜、杀猪、蒸年糕，每一步都带仪式感。现在外卖平台可以送到家，年货一键下单，劳动的痕迹淡了，仪式感自然弱一些。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流动性大，常年在外打工或工作，能不能“按点回家”，要看车票抢不抢得到、单位给不给假。有的干脆选择在工作地过年，叫上同事朋友凑一桌，年味就从“大家族”变成了“小圈子”。

还有一个因素，往往被忽略：一些传统习俗，出于安全和环保考虑，被主动调整。烟花爆竹管控加强，是客观趋势。鞭炮声少了，空气质量好了，耳朵清净了，心理上的“热闹”感却难免打折。这种取舍，是现代社会管理的结果，很难简单用“好”或“不好”来评判。

有意思的是，当国内在调整传统过年方式的时候，国外很多地方却在努力把春节“办得有模有样”。看上去像是一个往下调，一个往上提，形成反差。

但仔细想想，这两种走势并不一定矛盾。国内人对春节的理解，从“稀罕的节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许多传统仪式内化到日常。国外则处在“刚接触、正新鲜”的阶段，愿意把有代表性的元素放大，办活动、搞表演。一个是习以为常后的简化，一个是初次遇见时的热闹，本质上是同一个节日，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两种状态。

有一位在欧洲生活多年的华人说过一句话：“在国内的时候，只觉得过年就是吃顿饭，看个春晚。到了国外，每年能在街上看到舞狮、在超市买到年货，就觉得挺难得的。”这种心理落差，恰好说明春节在不同空间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从传播的角度看，国内节日形式的调整，并没有阻挡春节向外扩散。相反，随着更多中国人走出去，更多国家愿意接纳这项节日，春节在世界范围内反而更醒目。这种内外两种状态，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并行存在。

六、从“被看见”到“被参与”，春节的下一步在哪里

回到那份联合国决议。它只是一个时间节点，却把很多长期积累的东西集中到了一起：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几十年的对外开放，以及当代国际社会对多元文化的重视。

一个节日，能够走出本土，至少需要三个条件：足够深的文化根基，足够大的传播渠道，以及足够宽的制度空间。春节恰好在这三方面都具备了一定基础。

文化根基前面已经说过，不再赘述。传播渠道，是改革开放以后几十年通过贸易、人员往来、媒体交流慢慢搭建起来的。至于制度空间，则在2023年的那次决议中有了清晰的体现：农历新年被纳入联合国假日体系，相关活动有了更大的正当性和可见度。

从观察世界节日传播的经验看，一个节日从“大家知道”到“大家一起过”，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海外侨民内部自发坚守；第二阶段，是融入所在国城市文化，成为“一个少数族群的节日”；第三阶段，才有可能被多数人接受，甚至成为跨族群的共享节日。如今的春节，正在从第二阶段迈向第三阶段，虽然路还长，但方向已经比较清楚。